乡村邮递员
邓四平/文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邮递员这个职业是非常吃香的，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火爆的，那时候能够成为一个乡镇邮电所里的邮递员，那几乎是一件让人人都感到无比羡慕的美差。
八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永兴公社只有一个邮递员，邮递员的名字叫做龙朱全，是永兴公社二大队的人，现在叫做高峰村。那时候，龙朱全才二十来岁的年纪，人高高的，瘦瘦的，额角宽宽的，下巴尖尖的，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据说当过兵，退伍回到老家，被安排到公社邮电所当了邮递员。他和公社的广播员、蚕桑员、水利员、治安员、养路员、炊事员等人一样，被人叫做“八大员”。
那时候，公社里专门给龙朱全设有一个办公室，最早设在公社的一个会议室里，将会议室最外面靠窗户的地方隔了半间屋子出来，就算是邮电所的办公场所了。小时候，我便常常跑到邮电所里去玩耍。邮电所里非常简陋，靠窗户搭了一张长长的木头做成的办公桌，办公桌也没有漆油漆，就是木头本来的颜色，桌上放着黑色的印泥盒，印泥盒里放着给信件打邮戳的印章，办公桌下面搭着一根一丈左右长的木板凳，靠里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很长很大的白布，白布上从上至下依次缝制了四五排小口袋，每排都有十个小口袋左右，每个口袋上面都用粗黑的毛笔字非常醒目地标注有各个单位和各个大队的名字。从外面邮寄来的信件就按照地址被分别插在这些小口袋里。来取信件的人，报上地址和姓名，龙朱全就会侧过身，从墙上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沓信件来依次翻检，找到信件后，龙朱全就会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从窗户里向外面仔细打量来取信件的人，反复询问和核实之后，才会将信件递给来取信件的人。
当时，每到逢场天，也有很多人到邮电所里来寄信，邮寄信件分为平信和挂号信两种，邮寄平信只需要买8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上即可。我至今都还记得那种邮票上的图案，上面印的是北京民居，还有的印的是四川民居的图案。信封可以自备，也可以在邮电所里买，几分钱一个，邮电所里提供免费的浆糊，将信纸装进信封，在信封右上角贴上邮票，再用浆糊封好信封，然后走到公社大门边挂着的一个四四方方的绿色的邮箱下面，将贴了邮票的信封塞进邮箱，就算寄信成功了。有的人懒，或者来寄信的时候，没有遇到邮递员，没有买到邮票，不过也没关系，就直接在信封上粘贴上八分钱，将信件直接塞进邮箱，也作数。
每逢逢场天的下午或者晚上，龙朱全便会走到邮箱前，用钥匙打开邮箱正前方一道四四方方的小门，然后将邮箱里的信件全部抓出来，再塞进身上背着的一个绿色的大帆布背包里，第二天就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将这些信件全都送到兴旺镇上的邮电所里去，镇上的邮电所又会将这些信件送到县邮局去，分拣之后，就会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邮寄到全国各地去。比起平信来说，寄挂号信那就要贵得多了，寄一封平信只需要8分钱的邮票，寄一封挂号信则要5角钱的邮票，如果超重的话，那就还要加钱。问为什么要贵这么多呢？邮递员回答说：“寄挂号信保险些，保证必须一定要寄到收信人手中，如果邮寄过程中信件丢失了，邮电局内部不但要层层追责，而且还要赔偿寄信人的邮票钱几倍以上的损失费。寄挂号信的费用虽然贵点，但贵点也是有贵点的好处的！”
那时候，最让人羡慕的是龙朱全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据说是邮电局配备给他的，这种自行车是当时的名牌自行车，质量非常好，自行车的三脚架都被涂上了非常醒目的草绿色。每天一大早，只要一听见街上“嘀铃铃”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响起，那就一定是龙朱全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到公社邮电所里来上班来了。很多时候，尤其是逢场天的下午，龙朱全也会将一个装满信件的绿色大挎包绑在自行车后面的座架上，然后骑车到兴隆镇上的邮电所里去上交信件，最后又用自行车驮回大捆大捆的报刊、信件以及汇款单等等赶回永兴公社邮电所。
1981年——1989年，我在海田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小学和初中是办在一起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叫做戴帽初中。每到周末就常常跑到龙朱全的邮电所里去阅读书报，每天看得最多的报纸就是《南充日报》和《四川日报》，每次去阅读书报，龙朱全都会非常认真地告诫我说道：“年轻人爱好学习是件好事，这些书报你看是可以看，但看了后一定要还到原处去，哪里拿的就要还到哪里，不然搞丢了，我不好向订户们交代。”1986年，读初中的时候，我每年都要用自己平时攒下来的一些零花钱订阅几种对学习上有帮助的报纸和杂志。我至今都还记得，我那时候订阅过的《中学生》、《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课堂内外》、《中学生数理化》、《中学生学习报》等等报刊，这些报刊对我的学习成绩的不断提高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989年我初中毕业考师范，在升学考试中，很多考试题目，我在这些报刊中，其实都提前看到过并练习过，所以，1989年，我非常轻松地就考上了蓬安师范学校。现在想来，当年在邮电所里订阅的那些报刊确实帮了我的大忙啊，真可谓是我人生旅途上的良师和益友。
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我当年也曾在永兴公社的邮电所里干过不光彩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那时候，龙朱全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从兴隆邮电所里运回很多很多的信件，有的信件上面的邮票花花绿绿的，虽然盖了邮戳，是盖销票了，但是依旧非常漂亮，非常好看，写了J字母的表示是纪念邮票，写了T字母的表示是特刊邮票，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有集邮这个爱好。据说很多邮票都是很值钱的，用过的邮票叫做盖销票，但也是值钱的。有一种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是一张错版票，这张邮票发行后，有人发现这张邮票在印刷上出现了错误，于是便马上下令回收并予以销毁，绝大部分邮票都被回收并被销毁，据说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这种邮票仅仅只有十张左右而已，因此非常珍惜。据说一张就值七八百万元。即使是盖销票，也要值几百万元。于是，有时候，我就会趁龙朱全分发报纸不注意的时候，将一些信封上的邮票悄悄地撕下来，藏进自己的口袋。后来，这个事情被龙朱全发现了，他就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年轻人一定要学好，不能学坏，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私自将别人信件上的邮票给撕下来据为己有，虽然这些邮票都是已经用过了的邮票，是盖销票了，但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就是偷盗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今后千万不要这样干了。在古时候，偷拆他人信件，那是要挖目宰手的。”从那以后，我每次到邮电所去看书看报就再也没有私自去撕扯别人信件上的邮票了。因为我也觉得：做人的人品比集邮的爱好更为重要。好的人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美的邮票！
三年师范转瞬即逝，1992年，我师范毕业又分回了老家海田初中教书，每天给学生上完课之后，一有闲暇时光，我便跑到龙朱全的邮电所里去看书看报，也常常向《南充日报》、南充广播电台、《南充广播电视报》等新闻媒体投稿，隔三岔五也常常收到报社和电台邮寄来的汇款单，有一二十元的稿费单，有三四十元的稿费单，也有几元的稿费单。尤其是南充电台采用了稿件之后，还会邮寄来一张巴掌大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雪白的颜色，背面是淡淡的浅灰色。明信片上写道：“邓四平同志，你的稿件被我台于某年某月某日采用，现奉上稿费XX元，欢迎您继续来稿。同时特寄上明星片一张，以资纪念。”看到这种明信片就让人备受鼓舞，倍感无比的温馨和温暖。每次领到数目不等的稿费单的时候，也就是我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候，每每此时，龙朱全都会一边将汇款单递给我签字，一边笑眯眯地从抽屉里拿出钱来数钱给我，同时又笑眯眯地向我开玩笑说道：“你每个月都要在我这里领这么多的稿费，每个月的稿费比你教书的工资都还高，你好久莫还是要请我喝一哈酒哎！”我常常回答道：“好好好，请你喝酒，请你喝酒，不醉不归，一醉方休。”后来，我每次又到邮电所去看书看报的时候，就说：“老龙，你好久有空？”龙朱全就会突然睁大眼睛惊奇地盯着我问道：“有啥事吗？”我说：“你喊我请你喝酒哒嘛。走嘛，明天当场天，我请你到邓怀荣那个馆子里面去啜一顿！”龙朱全马上就会笑呵呵地说道：“算了哦，算了哦，你一天辛辛苦苦写两个稿子挣两个辛苦钱也不容易哦，何况我也晓得，你挣点稿费都拿回去给你老汉医病去了，我哪能让你拿给你老汉医病救命的血汗钱去喝啥子酒哦！”
1999年，我从海田初中调到了天成小学去教书，就很少回老家海田了。只知道龙朱全有一个儿子，名叫龙四军。还有一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嫁给了三青沟一个名叫邓亚军的小伙子。后来，龙朱全退休了，就让女婿接了他的班，继续在海田邮电所里上班。十多年前，大约是2013年，我的侄儿邓雷娃讨婆娘在永兴街上办酒，我在宴席上遇见了龙朱全一次，我便上去敬他的酒，向他说了一些感激他的话。那时候，看上去，他已经显得很苍老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这么多年过去，很多时候，我在心里其实还是常常惦记着他的，感恩他曾经对我的好。
在天成小学教书期间，我又常常跑到天成邮电所去看书看报，天成邮电所是一座长长的一楼一底的楼房，大门边一年四季都拴着一条大大的狼狗，每天都趴在大门边一棵高大的洋槐树下，吐着猩红的舌头，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邮电所的旁边开着一个烤酒的作坊，在作坊不远处的地方有很大很大的几个池塘，池塘里养着鱼。天成邮电所的负责人名叫马建平。平时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干部模样的人跑到邮电所的池塘边来钓鱼，有时候没有钓到鱼，马建平就会吩咐工人划船到池塘里用渔网打鱼，然后用蛇皮口袋大袋大袋地装上鱼，放进这些干部模样的人开来的车子的后备箱里。马建平平时很少上班，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马军，二儿子名叫马民，平时邮电所里的业务基本上全部都是交给他的二儿子马民在负责打理。
九十年代中期，南充长乐有一伙人晚上跑到天成邮电所来抢劫，要马建平交出邮电所里的钱款来，马建平坚决不从，抢劫犯便用一把杀猪刀一刀捅在了马建平的屁股上，然后抢了邮电所抽屉里的一些零钱跑了。后来，过了不久，案子便给破了，这伙抢劫犯全被抓住判了刑。这个事情还上了当年的《南充日报》。但马建平从那以后就落下了后遗症。于是便养了一条大狼狗，拴在大门边用来看家护院。我因为常常去邮电所里看书看报，因此我和他们一家人都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天成教书的两年时光中，他们一家人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后来，马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马星星，办周岁酒的时候，请了我的，我去吃了小孩的周岁酒。第二年，我便调离了天成小学，考调到济渡中学教书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一家人了。我从2001年离开天成至今已经20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也常常想起他们一家人来，想起他们一家人对人的和蔼可亲与淳朴厚道，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这些人都是值得我永远记忆和无比感恩的人。
2001年，我又从天成小学调到济渡中学去教书，每天教完书，我也常常跑到济渡邮电所去看书看报，济渡邮电所的负责人名叫卓胜权，邮电所就开在他自己家的楼房里，一楼就是办公场地，二楼是全家人的宿舍。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卓胜权便也将邮电所的全部业务都交给了他的儿子打理，他的儿子名叫卓小东，卓小东30来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说话做事非常爽快，我和他年纪相仿，性格相近，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当时，邮电所的业务非常多，也非常繁杂，不单单只是给乡上各个单位和各个村社送报纸，送信件，送汇款单。上面的邮电局还给乡上的邮电所分了任务，要向农民卖饲料，卖肥料，卖种子，卖各种各样的邮票和纪念币，卖保险，还给邮电所下达了存款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在邮递员每年的工资中扣除。每年，无论怎么努力，卓小东都很难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每年的工资都要被扣掉很多，领到手的工资很少很少。为此，卓小东一直都很郁闷。我每次到邮电所去看书看报的时候，他便常常向我诉苦。我便安慰卓小东说，你莫着急，作为兄弟伙计，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为了帮助卓小东完成存款任务，我每个月领了工资，便将工资存在邮电所里，后来，我妻子在学校里承包小卖部挣到了钱，我便将大部分钱都拿去在卓小东那里买了5年期的保险，让卓小东能够完成上面布置的卖保险的任务。卓小东一直都说我是一个讲义气的耿直兄弟，因此，我每次去邮电所看书看报，一旦遇到他全家人在吃午饭，他们家里的人就马上要将我拖到他家桌子边去坐起，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吹牛。在济渡中学教书6年，每年正月里，我都要买上礼物到卓小东家去给他全家拜年，以表示对他们一家人的感激之情。
2007年10月，我又从济渡中学考调进了蓬安县文化馆工作，每年我都要回老家海田去给父母扫墓，因为不顺路，所以我就很少再去过天成和济渡了，也很少再看见过龙朱全、马建平、卓小东这些乡镇邮电所里的邮递员了。
作为乡镇上的邮递员，他们其实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尽管他们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但是他们每一人在我的心目中却又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真正伟大的人物。他们正直善良的品格，他们淳朴厚道的为人，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犹如小草一般无比坚韧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他们又如老黄牛一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风骨，却都如雕刀一般深深地镌刻进了我的生命中，血液里，记忆中，永远永远都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与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