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增智，1973年7月生，湖北随州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
文章来源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整体性与具体性相结合的话语叙事范式，整体性表达其性质，具体性阐明其内涵。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种话语叙事范式在内涵上实现了反思批判性和新型建构性的内在统一，即从现代化的本质、内容及实现方式等方面对西方现代化弊端进行了深刻省思，并在“走自己的路”中创造性地擘画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图景，建构了一种发展中国家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取得成功的新型现代化话语叙事，既赋予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内涵，又有力破除了“ 现代化 ＝ 西方化”迷思。因此，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时，应充分反映这一特征。
关键词：反思批判性 新型建构性 中国式现代化 话语叙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具体阐明，体现了整体性和具体性的有机结合，整体性的性质表达和具体性的内涵阐明共同建构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话语叙事范式。基于这一范式，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内涵上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弊端尤其对资本逻辑的全面主导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又基于中国实际及世界现代化行至今日的强烈“ 人本” 诉求，以“ 五大中国特色” 为科学内涵擘画了一种现代化的全新图景，凝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逻辑结构
一般而言，现代化是指自18世纪以来由工业革命催生的从农业社会或农耕文明向工业社会或工业文明（ 信息社会或信息文明仍基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的规模性渐进世界变迁运动。马克思曾基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世界工业化进程预言：“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表明了在“ 铁的必然性” （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性）作用下，工业化最终会在世界各地开花并取得主导地位结果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体现了现代性权力的伟力。但是，这种伟力却并不能凭空发生作用，而要依赖于现实的具体时空条件，即任何一种基于工业化的现代化路径都是具体的从而带有较强地方特色。这为现代化路径多样性话语建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内涵
基于话语的伟力，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持续关注这一貌似语言表达又不仅是语言 表达的问题。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与知识、权力三位一体，其中话语是载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没有话语生产就无从实施权力。基于此内涵，他同时认为应将话语视为一系列具有政治性的事件，并在实践中确立言说之物的边界和基于主体性的逻辑秩序等。质言之，福柯的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由特定的人基于特定目的就特定的问题采取特定的策略向特定的 对象言说特定之物 （ 内含了特定的立场和价值观），表明了话语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基于此，话语叙事可表述为由谁及如何言说已经和正在发生之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主要是指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故事，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故事。基于福柯的话语内涵，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成功故事话语的生产者，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了这个成功故事话语的性质和边界，而这个成功故事本身包含了比较意义上的知识、权力及其秩序。如何讲好这个成功故事，既需要一定的逻辑结构，又是话语、知识、权力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复合结构（ 中国式 ＋ 现代化） ，要求在阐释这一概念内涵尤其是在向世界传播时就不能仅仅立足于中国自说自话，还要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要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和优越性。而欲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现代化与西方化、中国与世界———以凝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反思批判性和新型建构性话语逻辑。
（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反思批判
在“ 西方中心主义” 话语扩张过程中，西方最先发轫的现代化国家将这种先发性的地方经验转换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话语，并宣扬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只有西方化才能成功，且基于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撑形成了“ 现代化＝西方化” 的话语霸权。从人类文明发展实践看，这种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是错误的：一方面，将西方地方经验上升为普适性需要具有实践中的某种普遍适用性。但世界现代化史昭示，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没有成功案例，反而陷入各种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西方地方经验的普适化也并不能抹杀其本身和其他地方的特殊性。如中国式现代化，即便是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阵营内部的现代化模式也有“ 荷兰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 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意大利模式、西班牙模式、加拿大模式和日本模式” 之别。这即是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根本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现实中的现代化一定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现代化，从而使实存的现代化路径烙上了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只是西方现代性经验的总结。现代化之所以长期被等同于西方化，主要原因在于西方话语霸权。随着世界现代化实践深入发展，现代文明的丰富性日益凸显，现代化内涵也较之前大为丰富，把现代化模式定于一尊已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从理论话语和实践成就的结合上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迷思，尽管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中国追求的现代化 是自己本身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式” 和“ 中国特色” 在双重意义上强调了现代化的中国形态，有力促进和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三）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中自主性建构
改革开放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既要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又要保持自身独立性。一方面，学习世界使中国获得世界性特征以防止与世界脱离，保持独立性使中国不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并时刻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反思批判态度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型建构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发自主性特征能为我们提供既可以学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而融入世界又能自主反思追求现代化失败国家的教训而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空间。自主性要求不论是学习经验还是反思教训都要以自我为主并为我服务，没有自主性，学习很可能演化为照抄照搬，对教训的反思也不可能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主张，更不可能有新型建构从而为世界作出贡献。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和创造者、推动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反思和创新基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处理内政外交的政治性格和文明品质，如作为人性最基本、 最普遍价值的黄金规则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继承与弘扬中被确认为全球伦理基本原则，为倡导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时刻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审慎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能够将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现实反思转化为自己的实际政策主张并一以贯之实施。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反复强调“ 走自己的路” 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性及科学内涵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对所谓具有普遍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反思性揭示，并基于这一反思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叙事：一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批判，直面世界现代化难题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和优胜性；二是提供解答世界现代化难题的中国样本答案，擘画一种新式现代化愿景，开启现代化在中国的话语叙事转向，即从学习追赶到新型建构引领；三是始终以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推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基于现代化的本质与建构：人口
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社会制度不同，其实现方式不同。资本主义正如其字面意思，以资为本，人只是获取资的工具，《 单向度的人》 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没有人就无社会，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从人类历史演进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现代化运动也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如果没有“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的活动，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从而体现了现代化的鲜明属人性质。但由于“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定性，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会因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呈现出重大分野。
（一）现代化成果的社会分享具有较大等级性
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世界性变迁，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利弊应由世界 各国共同分担。同理，单个国家的现代化利弊也应由该国全体人民（ 广义）共同分担。但从现实来看， 因诸多因素所致，不论是作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还是作为区域性的现代化，其利弊难以界定，一部分人更多地享有现代化带来的利，另一部分人则更多地承担了现代化带来的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作为世界性潮流的现代化利弊分担，即国际阶级剥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因阶级制度根源，其利弊被制度性的界定为由不同人群来分担，即国内阶级剥削。具体而言，世界性现代化的利往往更易于被综合实力强的发达国家所占有，而弊也往往被甩给综合实力弱的发展中国家或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阶级或阶层分化，也往往是处于优越性位置的人更多地享有现代化带来的利（ 或者在占比上较大），而弊则更多地由处于弱势的群体承担。即是说，在阶级制度还存在的情况下，现代化利弊的分担往往与阶级利益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 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而这种物质条件要受制于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制度其生产物质条件的分配不同。正因如此，要获得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 “ 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而 “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 人的现代化” 实质上就是人本身逐渐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制约着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决定并制约着人发展的“ 物质条件” 分配，从而决定“ 人的现代化” 实现的程度和广度。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生产力主要归资产者所有，从而“ 人的现代化” 只属于少数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生产力主要归人民群众所有，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人的现代化” 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对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中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在两个方面为实现“ 人的现代化” 提供了保证：一方面，作为制度性的剥削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构建，为实现“ 人的现代化” 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生产力在其现实性上属于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 人的现代化”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更加夯实。正在有序推进的整体现代化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城的现代化，更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 胸怀天下” 政治合法性标准的历史传承和 “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的当下实践；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践行理想宗旨、初心使命使然。从现代生产力系统看，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还内涵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超大市场规模问题。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要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质态结构、量态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上相匹配，就能焕发出社会生产力整体结构的巨大功能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使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层次呈现不平衡不充分 （ 生产力要素配置是以低质要素为尺度的，在整体上往往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 、多样性和复杂性， 如何有效提升这种多层次结构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有近５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仍较普遍，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城乡关系时要转换思路，摒弃那种简单把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割裂的“ 二元” 做法，要走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路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 １４ 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 城乡将长 期共生并存， 这也是客观规律。” 这两个“ 客观规律” 反映了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成为 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现代化生产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更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使用者和管理者。只有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相匹配了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地提高人口素质是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迫切要求。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期盼和憧憬，具有长期的目标方向意涵。若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内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全体内含了人口规模巨大。尽管在当代中国话语中，人民的政治内涵使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之间存有张力，但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即便是基于政治内涵的全体人民，量也是巨大的，因此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共同富裕具有两方面内涵：一是“ 富裕” 意在表明要“ 做大蛋糕” ，属于提高生产力水平范畴。物质富有属于生产力系统中的硬件要素，精神富足属于生产力系统中的软件要素，富有和富足既表达了量的增加又表达了质的提升，还内含了生产力系统中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二是 “ 共 同 ” 意在表明如何分配 “ 蛋糕” ，即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 “ 蛋 糕” 分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并规范生产力的归属。“ 共同” 还强调了不是一部分人民而是全体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 共同” 和“ 富裕” 的有机结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确立了一种崇高追求目标，同时还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富分化并不是制度性的而只是阶段性的现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先进生产关系的规范下，贫富分化现象会最终消灭。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双重规范，能够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中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基于现代化内容的批判与建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基于科技的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生产方式变革，即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 （ 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会体现某种生产方式。之所以视先行发达国家现代化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因为其有共同的本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以剥削剩余价值获取利润等。世界现代化史昭示，现代化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性，必然导致其走向反面并最终会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一）资本逻辑的全面主导性消解了现代化的"人本"价值
作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以资本逻辑为杠杆，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 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 ，使得“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成为“ 铁的必然性” ，从而完成“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 。当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极力揭示宗教观念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之间关系时，怎么也没想到时至今日的资本主义基督教信仰本质日益被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信仰所取代，且在个人主义高涨情势下，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社会近于涣散。在此种情势下，自然和人失去了其本真性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完成其自身使命进程中，其制度弊端不断凸显和叠加，经济危机频发并演化为当前的规模性系统危机：内部经济上贫富分化严重且供需失衡、政治上激烈党争和阶级对立、社会动荡和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崛起、生态危机频发；外部以地缘政治遏制全球经济发展，搞结盟政治与集团竞争，乃至引发俄乌、巴以冲突等。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 ,从而消解了物质和精神属 “ 人的内容” 内涵，抹杀了人的丰富性，使人成为“ 单向度的人”。在资本逻辑下，个人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定位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物质财富，资本导向成为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指挥棒，物质和精神严重失衡，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逐既没有使人自由快乐也没有使人全面均衡发展，反而使人的发展单一化和偏激化。同时，在资本逻辑下，先在于人类并作为人类栖息地的自然被降格为已开发和待开发的资源，作为主体的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不再是“ 自然” ，而沦为被动的资源性存在，并为资本主义法权制度所固化 （ 将自然视为所有物纳入个人财产范畴），其后果必定是对自然的过渡性开发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内含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对抗性关系就越是尖锐），从而破坏了作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根基。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作为一种后发自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也充分吸收借鉴了世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弊端。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打破了资本逻辑，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发挥资本的积极面、遏制资本的消极面，使资本成为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具手段，并在精神层面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价值导向和评判准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保证。这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弊端的反思批判性，更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建构性：基于最大限度促使人的丰富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立体网络式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并内化为一种崇高追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要求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和正确发挥国家的纵向经济管理，建立合理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式生产关系体系，把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发展意味着系统性、成熟和完善，意味着结构和功能，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整体。从现代生产力系统看，“ 两个文明” 相协调实为硬和软两种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统一，任何现实的生产力发展都是这两种要素相互渗透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决定了这种相协调的重要性，即只有充分发挥“ 两个文明” 的协调性，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二者的结构功能性作用（ 尤其是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从而使人的本质和丰富性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绽放，体现了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党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深化。
（三）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从“ 天人合一” 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体现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人和自然关系态度。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自然的先在性和前提性、基础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最根本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自然，自然作为对象内化到物质和精神两大文明建设之中，“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因此，“ 协调”成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关键 环 节。协调本身内蕴了和谐共生， 将上述“ 两大文明” 建设内嵌于自然系统的运行之中并与自然构成一个整体。既没有脱离自然的文明，也没有一种文明不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本身的意义也包含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野蛮则内涵了对自然的肆虐行为。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中，预防并抵制各种有损自然环境的行为，在“ 五大文明” 的协调发展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 相协调” “ 和谐共生” 还蕴含了一种规制资本的方式。任何物质财富的追求都是自然界物质变换的产物，一味追求物质文明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从理论上讲，当精神文明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人的文明程度达到一定境界，多数人就能够认识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破坏自然实际上就是在破坏自身，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事实上的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意味着要建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基于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批判与建构：走
和平发展道路
现代文明以现代化的形式展开，并以社会制度为载体。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形式不同，根据现代化展开的社会制度载体，可大致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两种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具有本质区别。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充斥着血腥
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残酷盘剥和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如众所周知的英国圈地运动和美国西进运动，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以金融资本为主的现代资本，尽管改变了盘剥形式，但其掠夺的本质并未改变，现代金融资本主义“ 充分利用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必要时也使用军事手段） ，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 ，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 仍在寻求以冲突和对抗为基础、以安全为中心、以军事为主导的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语境中，基于军国主义和战争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本质，文明只是殖民主义和奴役的华丽包装。马克思曾用“ 文明中的野蛮” 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缺陷，并指出“ 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列宁也曾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认为“ 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
（二）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加剧
在世界范围内依靠其他国家的资本来为本国发展融资是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寄生性的重要体现。从根本上讲，当今世界乱局也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病入膏肓乱投医所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指引下，西方金融资本获得较大发展，其影响力遍及全球，金融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球金融体系衍生品交易还微乎其微，但到了2007年底未清偿利率衍生品竟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届时全球ＧＤＰ的９倍 ， 致 使 “ 国际金融市场成为西方精英人士尽情 ‘ 厮杀 ’ 和表达存在感的 ‘ 圣殿’ ” 。更甚者，近几十年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规模和程度也远超以往历史任何时期。金融资本并不像工业资本那样创造物质财富，却要获取高额收益。因此，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的发展“ 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时至今日，这种“ 投机和欺诈活动” 具体体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对内 “ 去工业化” 转向追求食租或食利，基于垄断通过各种“ 经济租” 的形式使广大消费者负债来获取高收益 （ 尤其房地产部门为最） 。美国金融资本为了追寻金融收益，鼓励“ 企业通过资产剥离，将收入用于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而不是新的资本投资，并且企业把劳动力和生产向海外转移，试图在竞劣中赢得竞争，最终导致美国的去工业化” 序言ＸＸＸＶＩ － ＸＸＸＶＩＩ， 这使全社会弥漫着避实就虚、通过金融产品谋取寄生性收益的氛围。对外，为了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法兰克福、巴黎泛欧交易所和其他金融中心的利益，通过外交政策和军事强权的默契配 合，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 （ 食 租／食利计划） 推至全世界，试图在全世 界 “ 薅羊毛” ，如果出现失利，就会发动局 部战争以消灭竞争对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入侵伊拉克、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并在制度上走向 “ 法西斯化” ：2013年10月，全球主要金融资本集团控制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等六方央行把原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变成了长期货币协议，强化以美元集团为首的金融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向其他国家转嫁风险的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个协议意味着 “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货币体系形成了新的 ‘ 核心—半边缘—边缘’ 格局：美元处于最中心位置，是核心中的核心，与围绕美元的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士法郎组成了核心体系” 总序ＶＩＩ，其余国家则依据可以与六方央行互换货币的规模限度分别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成为“ 新冷战 ” “ 金融资本法西斯化 ” 的 核心内涵总序ＶＩＩ。就在2023年上半年硅谷银行倒闭、瑞士信贷危机持续发酵让全球金融形势再次紧张之际，这六大央行再次发布联合声明，将通过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增加流动性供给，为美国的“ 债务货币化” 打开了更大的方便之门 （ 基于强权，通过大量增发美元来直接偿还外债和稀释外债负担，让世界各国为美国经济和金融问题买单），从而收割更多的国际金融利益。同时，美国还将美元当作一种地缘政治武器，动辄就对他国采取经济制裁（ 如冻结资产、阻碍交易和长臂管辖），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稳定。尽管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范围内的扬弃，但由于其寄生本性，不仅没有使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以各种“ 经济租” （ 主要是金融、保险、地产等） 、“ 自然资源租” “ 垄断租” （ 公共设施私有化，包括公共企业）加深了劳资对立和虚拟对实体的统治，不仅使内部（ 西方集团）经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也使外部贫富分化鸿沟进一步扩大。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基于对世界现代化难题———如何克服少数人的现代化、贫富差距扩大、物质精神不协调、生态危机、国强必霸等———的深刻省思，还基于自身的实践探索，开创了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社会主义方式取得成功的全新现代化路径，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话语叙事，回答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意识自觉和中国经验在走向世界进程中摆脱西方话语掣肘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诉求。
从性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了在中国建设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领导力量、社会主义方向和组织形式，从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特征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世界现代化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意在强调多元现代化的中国样态，其中，“ 人口规模巨大” 既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国情，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和价值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本目标追求的体现，从而增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吸引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实现“ 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 的物质前提和长期路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内在要求（ 唯物史观不仅强调了物质生产的首要性，而且还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总体协调性）。“ 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内在要求等。这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整体上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依靠资本逻辑的思路，具有反思批判性和新型建构性，从而赋予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内涵。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图文排版：杜海燕
一审一校：袁 群 王增智
二审二校：朱 丹 高 少
三审三校：李维昌 张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