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就是关于不要求政府整天疲于应付，而希望政府有自知之明，做自己应做和能做的事；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的一系列理论。纵观公共治理理论不同的学术观点，质疑论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缺乏实现公共治理的几大必备条件，包括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以及民主法治等 ；相反，主张论者认为公共治理理念、方法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在运作过程中带来积极作用，其意义更多地来源于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发展阶段：
（一）酝酿兴起阶段（1989-1995）：公共管理改革潮流下应运而生
（二）百家争鸣阶段（1995-2000）：公共治理概念的多重界定和解读
（三）共识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基本共识下的公共治理理论细分研究
荀子“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孔子“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大概是中国语境下“治理”概念的起源，意指国家统治机构如何有效运用政治权力巩固政权，与现代公共管理语境下广义的治理理念多有不同。公共治理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中兴起并成为影响全球的理论范式，均产生于西方语境，价值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改革。其引入国内将近二十年，虽然迅速风靡于学术界，“治理”“善治”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词，但从实践来看，似乎不得不面对许多领域“越治越乱”的现实，比如住房问题，政府治理多年，商品房价格反而越来越高，个别相对富裕者和政府官员也得到经济适用房 ；另外，诸如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府高成本、腐败现象等等，也与公共治理理论的目标形成反差。看来，对公共治理理论采取“拿来主义”，可能引发更大的治理危机。
公共治理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并运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学术界既有一定程度上的主张者，也有强烈的质疑者。李景鹏曾提出中国官本位、权力私有化现象，与公共治理理论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有些情况甚至背道而驰，要把中国行政管理转移到治理的轨道，艰巨性可想而知 ；同时公民和社会推动力的不足也很难实现治理。杨雪冬认为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政治秩序情况下，如果过分夸大“治理”的效用，把作为长期前景的“治理”状态简单化为眼前的目标，可能破坏正在进行的现代制度建设。归纳起来，对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要点：第一，西方治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与当下中国面临的困境不同，治理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前提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引发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市场潜能的阻滞以及政府能力的低下，前者需要弥补，后者乃是强化，两者存在明显区别 ；第二，缺乏西方治理理论的社会基础，治理离不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民主协作精神两个前提，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还存在诸多阻碍，“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下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三，对治理理论本身的顾虑，主要集中在对治理理论所倡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如何有效整合存有疑虑。如果缺乏有效整合机制和制度设计，公共治理不但难以显现三方比较优势，实现系统最优化效应，反而会导致三者比较劣势的叠加，出现更大的治理失败局面。
何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与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治理和善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成就极为有用。魏崇辉则指出，模糊性使得公共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具有有效适用的可能性，公共治理理论不仅具有适用的可能，更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其必要性更多来源于过程意义上，关键是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成长与成熟，其有效适用于中国的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核心在于法治与民主。王诗宗总结了主张将治理理论引入中国的三种理论倾向。第一种倾向主张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 ；第二种倾向主张通过政府内部诸如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治理 ；第三种倾向具有综合性，认为必须同时进行政府内外两个方面的改革，通过具有紧张关系的多方主体的互动实现治理。
利用和借鉴公共治理理论，可以建设公共治理体系，以推动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治理作为一种改革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对公民社会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肯定，至少开阔了公众和政府管理者的思路，有利于正确认识并解决中国当前与未来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并构建合理的公共权力行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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