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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非洲的次日一早，我们一行12人来到中国人的陵园。我数了一下陵园里共有163个墓穴，已有154位同胞埋葬在这里。大家呆呆地站立着默不作声，我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傻话：“只有9个空位啦，咱们12人只能死9个。”两年后，我们回国前再次去陵园告别时，163个墓穴业已全部满员，无一空穴。
出国前，我们每人有460元的置装费，大多选择在北京红都服装厂制作一套浅色西服和一套深色中山装，西服用来出席正式外事活动穿，中山装则是备用，一旦“光荣”了，穿着体面点儿。
因受当地条件或驻在国宗教所限，在非洲遇难者遗体基本都是咱们自己人处理。一次，因为遇难者遗体肿胀无法穿衣，我只好把他的中山装从后背处剪开，从身前套上后用腰带、背包带固定，然后抬上预制的火化木柴（和废弃的汽车轮胎）垛上。
回国后得知，自打我去了非洲，父母就再也没睡过囫囵觉。父亲在临终前对我说：“你最大的孝就是活着从非洲回来。”我在国外工作二十多年，当过外军的军事专家（顾问）、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及驻外使馆武官处武官，其中最安全的当属在使馆工作期间，但同样也有前辈及同事死于非命。
1988年夏，我接到赴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处工作的任命后，即打电话向母亲报告：“我这次出国不去战乱地区了，而是去非常安全的澳大利亚。”
原以为到使馆工作就能安然无恙了，其实并非如此。我曾在驻澳大利亚、玻利维亚、赞比亚三个使馆工作过，所到之处都有前辈及同事以身殉职。
魏精元武官
到任澳大利亚不久，便获知我国驻澳大利亚首任武官魏精元就是在这里遇难的。1982年3月12日，魏武官乘车在去澳大利亚国防部拜会的路上，途经路口转向时，被直行的一辆大货车拦腰相撞，同车的施翰林副武官及司机受伤，魏武官则因内脏破裂失血过多去世。
去赞比亚赴任之前，我便听说我国驻赞比亚使馆首任武官（军事参赞）侯启文也是在赴任不久（1972年8月4日）因车祸遇难。与侯武官同时遇难的还有司机张鑫奎。
候启文武官与儿子侯晓辉
魏精元武官1937年入伍，1959年调入总参情报部，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波兰、缅甸、赞比亚及澳大利亚武官。侯启文武官接任赞比亚武官前曾任41军副军长。魏武官及侯武官两位都是历经战火考验且战功卓著的职业军人，却在异国他乡以身殉国。
2002年3月15日下午，我作为驻玻利维亚武官团成员，参加了一场在海拔3600公尺的足球赛。对方是玻利维亚海军军官组成的一支非专业球队，球赛地点是玻利维亚海军军官俱乐部足球场。巴西驻玻利维亚武官安东尼奥·休斯迪上校作为武官团秘书负责组织这场足球赛，我是作为守门员替补队员下半场上场的。
由于对方礼让过度，上半场0:0。下半场尽管我队业已竭尽全力了，仍未能踢进对方球门。对方得球后也是不紧不慢地把球踢进我方球门，频频传球却不射门，甚至会彬彬有礼地把球踢到我怀里。
正当我抱着球自我陶醉时，忽见身前的休斯迪上校一头栽倒在地。我紧随几个队友上前查看，只见他双眼紧闭，面色苍白，我摸了一下他颈部动脉，似乎还有脉动。一位玻利维亚的军官（似是军医）上前按压他的胸部、做人工呼吸，稍后又换了一人做按压、人工呼吸。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休斯迪上校仍没有任何反应。我跪下身，用手翻开他的眼皮查看，发现两眼的瞳孔均已散开、面色青紫，便对施救的两位军官摇了摇头。
第二天，我去殡仪馆与其遗体告别时，没见到他儿子及两个女儿。只有他夫人一人默默地站在棺椁前垂泪。
在武官团里，休斯迪上校人缘极好。年初武官团领导层换届时，他获全票当选。但他却主动担任武官团秘书一职，并几次找到我，劝我接任武官团长一职，理由是：一、我的军衔在武官团内最高（大校）；二、我与玻利维亚总统及武装力量司令关系好。
我婉拒的理由是：一、按照惯例，武官团长一职须由到任最早的武官担任；二、我不懂驻在国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
早产令我出生时体重不及我哥出生时的一半，只得在保温箱里住了个把月，成年后比哥哥弟弟们都矮半头，且天生胆小恐高，却好奇心极强，喜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愿意干点别人不想干的事儿，偶尔耍起彪来，还能去“蹦极”。如此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居然走过了七十多年，进入古稀后胆子反而大了些，因深知如今死于非命与寿终正寝已无大差异，活着时没几人惦记着，死了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自顾自地往终点走吧，和大家一样向死而生。
- END -
作者 | 王志勇 图片 | 作者提供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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