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五四运动反了个寂寞

学术   2024-11-02 09:01   吉林  

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时西方已经完成了“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进,相形之下“宗族社会”便显得成了中国的专有特征了。

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现代化与激进思潮又是在救国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人们痛感国势孱弱、国家涣散,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的近代意识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桎梏即“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便成为理所宜然。

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在抨击宗族之弊的同时发展着某种国家主义倾向,尽管这种国家主义所诉求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王朝国家,但它毕竟会冲淡对“大共同体本位”之弊的反思。

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儒”而不反“法”,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后来在“文化dageming”中发动的“批儒崇法”、反孔扬秦(始皇)运动便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当然,所谓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并不是说那时的人们只反族长不反皇帝,中国人那时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桎梏。

然而这种批判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
除了爱国救亡取向的影响外,中国人接受的西学中存在的“问题错位”也是重要原因。

西方的近代化启蒙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都是针对他们那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传统而来,而国家主义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近代思潮——正如民族国家在他们那里是近现代现象一样。

尤其是在近代化中实现民族统一的德国及出现过“人民zhuanzhi”的法国,左、右两种国家主义都很流行。

偏偏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又是个“国家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时输入中国的种种国家主义思潮,更进一步加剧了只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

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便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批判者与捍卫者都把目光盯着宗族主义的现象,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社会”的误解。

至于近古以来宗族组织在中国的“逆逻辑发展”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近古出现的许多宗族是地方官僚甚至官府出面组织的“官办宗族”,它本身就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伦理自治体”。

更多的宗族“官办”色彩没有这么鲜明,但地方官府和乡绅在宗族组织化中的作用同样很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以科举制为前提而形成的“乡绅”这一阶层,他们被今人称为“地方精英”,他们因为张口儒学闭口礼教而被人视为“宗族本位”的代表。

实际上,科举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就是直接否定察举、士庶、门阀之制的宗族色彩的。

士子们打破了宗族身份界限而完全以个人身份接受专制国家的“智力测验”,由此被网罗入国家机器。

他们在外任官时完全是食君禄理君事的“国家雇员”,在家乡也由政府(而不是由社区或宗族)的优免政策保障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势,其“权威资源”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其主要角色也只能是“国家经纪”而绝非“保护型经纪”。

这一点在明末大乱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当时地方上那些守土自保、既抗拒“流寇”也抵制官府的“土寨”几乎都不是由乡绅而是由无功名无缙绅身份的平民富户主持的。

当然,在籍乡绅——未入仕的候补官员和致仕返乡的前官员——与任职当地的外籍“朝廷命官”相比,能够多考虑一些地方利益与乡土关系,但他们与科举制以前的士族、宗主,与国外的领主、村社首领相比,那点“地方性”就太不足道了。

同时,“地方利益”也不等于宗族利益。
由于科举本身是非宗法的,科举出身者未必在宗族中居优势地位(如长房、嫡派等),由他们组织的宗族虽未必像关中的“里甲化宗族”那样不伦不类,也难免有违自然血缘谱系,行政考虑高于“伦理考虑”,这离血缘小共同体自治就更远了。

因此,宋元以来的宗族兴盛未必与地方自治有关,更未必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相悖。

毋宁说,由科举出身者(更不用说由当地官府)控制“宗族”之举本身就是“儒表法里”的一种形式,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一种表现。


张鸣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

刘瑜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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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老快人快语,屡有发人深省语句,值得玩味再三。很多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恩怨,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为时代见证。因此,夫妇俩的回忆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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