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于梧桐学校。梧桐是南岔县下面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几百户人家。梧桐学校的学生都来自本村，老师多数来自县城，大部分只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只有少数几个大学毕业生。
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盛行，老师不教书、学生不读书是普遍现象。我爱学习，总想多知道些事情，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想问。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小学和初中期间，我担任过学习委员和课代表，上高中后又“晋升”为班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那时候书很少，书包里只有几本薄薄的课本。我的学习方法是，上课认真听讲，不明白下课就追着老师问，反反复复看书做题，不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不罢休。
由于家里没有读书人，又受大环境影响，几乎看不到课外书。有一次，忘记从哪里淘弄到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欣喜若狂，挑灯夜读。还有一次，在“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的姐姐带回一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看得我如醉如痴。
很幸运，我们遇到了一拨好老师，特别是当过我们班主任的潘荣元老师和他的夫人吕玉梅老师。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才。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他们能够沉下心来，把我们收拢在一起，不让我们放任自流，为我们营造一个学习、向上、走正道的氛围，是非常难得的。
我有一个学习圈，几个同学经常在一起做作业，讨论问题，去老师家里讨教，后来我们几个先后都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山村学校里，又是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到桦阳森林经营所上山下乡。两年后，我遇到一个机会——回梧桐火车站接父亲的班，当上了铁路工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一说，但我总觉得，不能荒废时间，多学点知识总会有用。
在桦阳期间，我有一段时间被派去看地。看地，就是在庄稼成熟时，守在田间地头，防止人为偷盗和野兽祸害。我每天按时遛地，其余时间就一个人躲在窝棚里看书，唐士荣同学借给我的两本《中华活页文选》被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有时候，我会大声读出来，这对我后来考大学时应对卷子中的古文部分很有帮助。在梧桐火车站当扳道员时，我利用闲暇时间，关在“闸楼”（扳道房）里看书做题，工作学习两不误。
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听后兴奋不已，立即报名。但是，我犯下一个致命错误，报的是理科。当时觉得学学理科，做个技术员挺好。但说老实话，我的数理化底子很薄，特别是物理和化学。弱项竞争，志愿高报，又填的是“不服从分配”，理所当然落榜。
我不服输，不顾嘲笑和讥讽，第二年接着考。这一次，改变打法，报文科。考试结果，五门365分，全县第一名。这让县城一些老师感到迷惑，也让那些吃过“小灶”的高考苗子感到不解，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四处打听。
按常理，高考状元应出自当地的名校之门、名师之手，而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山村学校念的，从未上过县城的学校。这里面有我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说明，山村学校教育水平不可小视，梧桐学校老师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