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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Henrik Nesheim是《投资移民知情者》的创始人兼编者。Christian Henrik Nesheim是国际公认的投资移民专家、演讲家、纪录片制片人以及作家，其作品被《经济学人》、彭博社、《财富》、《福布斯》、《新闻周刊》和《商业内幕》等媒体引用。他出生于挪威，过去16年里他曾在美国、中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生活。
如果你是《投资移民知情者》的热心读者，你很可能非常看重个人自由。你或许是个自由思想家，甚至可能有点脾气暴躁、不好相处：就是那种能通过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实验者要求两名志愿者一人扮演教师，另一人扮演学习者，如果出现错误，则要进行惩罚，给学习者逐渐施加增强的电击）。你大概会认为税收太高了、政府规模太大了，而且对我们行动的限制也太多了。我们很多人都曾在晚宴上扮演过那个被大家认为有点极端的角色，因为我们支持售卖公民身份、支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者主张结束禁毒战争。我们大多数人都花了大量时间向亲朋好友倡导个人自由需要更大以及政府规模需要更小。在我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的时候，我花了大量时间参与毫无结果的政治争论。我曾坚信，只要我能以恰当的顺序向人们摆出有理有据的论点，他们最终也会明白，更多的自由会给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会很有耐心地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姨妈解释不侵犯原则，或者精心撰写Facebook帖子，当人们不可避免地问到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谁来修路这类问题时，我会详细回复。但实际上，我几乎从未能够改变别人的想法。无论我的论点多么合理，也不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无济于事。人们早已打定主意，再怎么条理清晰的推理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将自己的身份与某些意识形态立场紧密相连，改变想法太过痛苦。或许是因为会产生太多的认知失调，又或许是因为公开支持这类观点会遭到社会的反对，他们承受不了。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通过争论很难改变人们在政治问题上的想法，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并非通过冷静客观地考虑事实来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相反，他们是基于自己的感受以及所属群体的感受来确立立场的。他们的立场根植于潜意识和情感，而非逻辑推理。他们只是在事后利用逻辑推理来为自己早已持有的信念进行辩护和合理化。正因如此，世界上很多人仍然认为国家是一股仁慈的力量，税收对于文明社会是必要的，民主会带来自由。我的错误在于，我以为可以通过讲道理让人们放弃那些一开始就不是通过讲道理形成的信念。这有点像试图和神创论者谈论进化论：事实并不重要。而且，即使他们在原则上、在抽象层面上同意你所说的自由更有益，但正如门肯所说，只要制造出某个 “妖魔鬼怪” 来让人们心生恐惧，就足以让他们再次渴望威权主义。所以，我得出结论，说服人们向往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接下来，我尝试通过投票来争取自由。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我都会把选票投给那个提出以自由为核心纲领的政党。但无一例外的是，计票结果出来后，我所投票的政党最终最多也只能获得百分之一的选票。我的投票对推动自由方向的进程毫无作用。当然，它所起到的作用是让一个每四年让我们从政府认可的一批统治者中挑选的制度合法化了。但不管谁赢得选举，我们仍然会面临高额税收、通货膨胀和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爱管闲事的官僚们仍然会告诉我们必须如何行事，并不断监督我们以确保我们遵守规定。大多数人更看重安全而非自由，他们不明白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向往真正自由的人永远是少数。因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政治行动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感恩节晚餐上和姨妈争论也是如此。所以，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或所争论的任何内容，似乎都对创造一个更自由的世界毫无影响。这个世界并不自由，而且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甚至都不想获得自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获取自由并让其他人也渴望自由呢？首先，我们需要成为自由的优秀代言人。让我来解释一下：回想当初我还试图通过投票以及和人们争论（却毫无进展）来争取自由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沮丧。我对这个世界、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以及新闻媒体都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对所有那些毫无疑问地表明个人自由会带来更好结果的逻辑和实证数据视而不见。人们看到我会想：“嗯，Christian你总是说税收就是盗窃，政府弊大于利，但你看起来痛苦又愤恨，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我们会听什么样的人说话呢？社会上哪些人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愿意洗耳恭听呢？答案是那些快乐且成功的人。那些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的人。沃伦・巴菲特需要去说服人们相信他的投资原则是有效的吗？克里斯蒂安・罗纳尔多需要去劝说人们相信他的锻炼方法会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足球运动员吗？当然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成果证明了他们所言不虚。成功人士不必费力去让人们接受他们的建议。人们会主动排队去征求他们的建议，因为人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判断是明智的。同样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证明自由对我们个人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到那时，当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自由时，人们才会听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快乐且成功。我们必须在经济、心理、身体和情感方面都繁荣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由，无论社会其它方面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当情况变得恶化时，我们以及我们的资产和我们所关心的人能够免受其害。当社会的广大群体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社保资金枯竭、税收负担沉重、封锁、政治暴力或战争的冲击时，我们需要置身事外，蓬勃发展，并且让我们的生活和资产与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隔绝开来。到那时，那些曾经把你当成疯子而不屑一顾的人就会来向你征求建议或寻求帮助。你就会有公信力。人们最终会听取你的意见。但即使他们不听，即使他们继续执迷不悟，嗯，至少你和对你重要的人会是自由且繁荣的。简而言之，《投资移民知情者》的宗旨就是帮助人们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里找到自由。在上个世纪，我们失去了无数的自由，而《投资移民知情者》关注的是作为诸多其它自由基础的一种自由：移居和定居自由。这是一项基本自由，因为只要你拥有它，你就可以利用它重新获得其它自由：免受没收（税收）的自由、货币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只要你能自主选择司法辖区，你就能利用它来获取其它各项自由。但更重要的是，移居和定居自由是为数不多的完全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可获取的自由之一。作为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个人，通常情况下，如果不说服大多数选民同意你的观点，你无法选择你的社会拥有哪些自由，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只要你拥有移居和定居自由，你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把移居和定居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是没多久之前的事。至少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旅行通常不需要护照。在大多数国家，你只需登陆即可，而且没人会检查你要待多久。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享有移居和定居自由。但作为个人，我们有能力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居留身份和公民身份组合来重新获得它，这些身份能赋予你在你感兴趣的地方的入境和定居权利。一旦你拥有变更司法辖区的自由，实际上你也就拥有了全新的税率、使用你心仪的货币、遵循你偏好的宗教、避开审查或信息限制等等的自由。所以，为了给自己和你所爱的人找到自由，你需要从重新获得移居能力以及定居自由开始。如果你只有一个公民身份和一个居留身份，本质上你就是让单个政府对你形成了垄断。而我们都知道，垄断必然会导致两件事：服务质量下降——而且价格还更高。有了垄断，就会出现像邮局或机动车管理局那样的情况。它们无需提供优质服务，因为，嗯，你还能选谁呢？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有一个国家可依靠，那你就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你受制于单个政府，而它没什么动力对你更好。如果你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掌握了所有的筹码。你需要开始把筹码从国家那边转移到自己这边。你需要开始从消费者的视角看待国家：我能得到什么，我又要付出什么？不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要问你的下一个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需要开始让国家面临人才和资本竞争的压力，这样我们就能促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你无法与国家对抗，但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将其边缘化
我原本来自挪威，但在过去的18年里，我在8个不同的国家生活过。目前我住在葡萄牙，因为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在税收方面能给我提供还不错的条件。如果葡萄牙的条件不再符合我的喜好，我可以立刻前往世界上其它好几个地方。我只需收拾好东西，带上家人、收入和资金去别的地方就行。就像我的朋友Andrew
Henderson说的，哪里待我最好我就去哪里。直到不久前，移居的障碍还很大。大多数人无法远程谋生，而且大多数资产是实物形式的，很难或根本无法随身携带。但现在，每个月都有数百万人开始从事远程工作。而且资产也越来越多地以虚拟形式存在，而非实物形式，这意味着它们也具有了可移动性。既然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不必再安于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你能想象如果我们都拥有多重公民身份，各国政府会怎样对待我们吗？如果我们都有多种选择？如果我们在多个大洲都有家，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并且资产分布在数十个司法辖区呢？换句话说，你能想象如果各国面临竞争，它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吗？你真的认为我们还会有遗产税、社会信用评分或者强制兵役这类东西吗？肯定不会！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是呀，但是Christian，大多数人没办法获得多重公民身份和居留身份呀。”确实如此。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大多数人都拥有多重公民身份才能享受到这些好处。我们只需要那些能让政府感受到足够痛苦从而促使其做出改变的人就够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最高的1%人群缴纳的所得税约占所得税总额的一半。所以，这个小群体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当中有足够多的人离开，政府就会有所察觉。它将被迫像企业对待顾客那样对待公民：要么改善条件，要么失去最大的摇钱树。而当政府改善条件，比如减税或者取消一些规定时，受益的是所有人，而不只是那1%的人。富人总是最先享受到好东西，但他们愿意为这些东西支付高价，从长远来看，最终会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些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1%的人——投资移民所服务的客户群体——将成为撬开自由之门的楔子的尖端，带来一种我们的先辈们（他们没有我们如今拥有的技术和出行速度）只能梦寐以求的自由。因此，投资移民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从最实际、最可行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自由斗士。我希望你们记住的要点基本如下：
试图说服人们自由是最好的选择，十有八九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永远是一场艰难的斗争。相反，向他们展示自由是如何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人们愿意听取你的建议。
与其试图抵制你不认同的政府法令——比如因秉持原则立场拒绝缴纳所得税而坐牢——你不如让政府在你的生活中基本变得无关紧要。
与其寄希望于投票能给你带来自由，不如带着你自己、你的技能以及你的资本离开那个让你不满的司法辖区，去获取你的自由。
最后，费力去为一个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获得自由的社会争取自由，只会让你变得疲惫不堪、满心怨恨。
所以，与其试图改变世界，不如改变你自己的世界。
世界并不自由，但是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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