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大家金冲及先生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史纲》）200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发行以来，在学界和社会上反响良好，多位学者撰写了书评，加以介绍和评论。在《史纲》出版不久，笔者翻阅这部一百多万言的皇皇巨著，就深切感受到，这是一部叙述大变动时代的好书。时隔十余年之后，笔者再次阅读该书，别有一番体悟。现将读后感想，形诸文字，与读者朋友分享，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任何一本著作，均须放置于相关的学术史脉络中加以观察。在中国史领域之中，相对于中国古代史而言，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由于创设未久，学术积累不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很多高校开设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课程时，很多老先生不愿意承担这门课的教学任务，认为这是没有多少学问的学科。由于史料丰富、研究理念和方法更新、与现实关系密切等原因，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大量论著出版发行。
在众多的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当代史）著作之中，能与《史纲》具有可比性的著作不多。从主题、写法、篇幅等方面考虑，笔者认为，与《史纲》大体具有可比性的著作，主要有两本：成书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李剑农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的郭廷以先生所著的《近代中国史纲》。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作者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该报遭查封，李氏也受通缉，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1916年回国后，担任《中华新报》编辑，专写政论；不久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宣传联省自治思想，力促国家统一。1921年湖南省省长兼总司令赵恒惕聘请王正廷、李剑农等13名学者专家组成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李氏担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次年，湖南省宪法公布，依据省宪法成立省政府，李剑农出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不久，湖南省宪运动爆发，李剑农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旋于1924年辞职离任。1927年李剑农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1928年编写出版《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866—1928）》，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秋起受聘于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经济史课程。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他归籍邵阳。1947年起，重返武汉大学执教，直到1963年逝世。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李剑农的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1942年，据说金冲及先生青年时在上海的旧书店中购得太平洋书店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保存至今，受到较大影响。这是一部编著较早、在海外影响很大、在取材与叙事方面颇具特色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著作，全书约五十万言，共十四章，依次叙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袁世凯帝制与反帝制运动、护法运动、联省自治运动、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阀的末路等内容。
《近代中国史纲》作者郭廷以（1904—1975），河南舞阳人，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学府。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5年被任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后任该所所长，晚年赴美访学，1975年病逝于美国。郭廷以毕生致力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治学风格方面，郭廷以深受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影响，依据丰富确实的史料立论，是实证史学的卓越代表。
《近代中国史纲》是郭廷以晚年旅美访学期间历时四年完成初稿，后经多次修订于1975年出版。全书共十九章，约七十万言，自公元前3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推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该书主体部分时段是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论述这期间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在该书中，郭廷以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较为完整的图景。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名著，金冲及所著《史纲》也多次征引这两部著作（征引郭著尤多）。《史纲》与前述两书虽然叙述的历史时段不一致，但具有可比性：三部著作均是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某时段通史著作；叙述的历史时段均较长，跨度数十年至百余年，从较长时段观察历史大变动；写法也大体相近，既具有学术著作深度，也很通俗易懂；发行量巨大，读者众多；作者都是自己所书写的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与亲历者，“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前两部著作相比，《史纲》也有很多展拓：就时段而言，李著下限为1926年前后的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覆灭，郭著下限为1949年的大陆政权更迭，而《史纲》下限延至公元2000年，大大拓展了论述的时间范围；就篇幅而言，《史纲》也超过前述二书，论述自然更为宏阔和细致；随着世界范围内相关档案史料的开放、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史纲》在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特别需要言及的是，像《史纲》这样“能见其大”的著作，对当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获得很大发展，主要得益于大量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的第一动力来自大量的具体的实证研究。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放眼望去，无论是坊间的著作，还是史学专业刊物上的论文，几乎都是具体的，也多半是窄而深的研究，选题日趋细碎，论著之间难以有效对话，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引起很多近现代史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在如此学术现状下，学界特别需要像《史纲》这样的能给人以启发的“大历史”著作。
《史纲》架构宏大，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统治、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阶段的建设时期和大大小小的政治、社会运动等，一直到21世纪的来临。在宏大架构之中，《史纲》蕴含着两个根本问题，即叙述主线与研究视角问题。
通常的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论著，多分为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延续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史观。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具有内在延续性，若时段划分过细，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这段历史。由此着眼，《史纲》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世纪”意识，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的历史节点，贯通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段。书名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对于“二十世纪”，作者在引言中写道：“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剧烈的不停顿的社会变动和巨大的社会进步，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把二十世纪刚刚来临时的中国同它结束时的中国比较一下，变化之大真可说是‘换了人间’”。（第1352页）
20世纪中国史是从传统帝国崩溃到现代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内容极为多元，意涵异常丰富，值得仔细书写。那么，书写如此丰富甚至可谓千头万绪的百年历史的基本线索为何？《史纲》给出了明确答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第1353页）综观《史纲》，确实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论述：以20世纪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为基本线索，展开对百年中国大历史的详细叙述。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史，政治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这可以从《史纲》全书架构中明显看出，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论述到中国共产党，或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因此，更准确地说，20世纪中国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史。
《史纲》的“世纪”意识显而易见，在叙述主线的背后，《史纲》存在一个研究视角问题，那就是“民族/国家”视角。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书写，主导的是“革命”史观，20世纪80、90年代逐渐流行“现代化”史观，步入21世纪以后，研究主题和方法日趋多元化。《史纲》一书在综合比较各种史观的基础上，明确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研究视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史”这一主线中，《史纲》的核心逻辑和叙述架构是：为拯救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斗争和探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史纲》中的“民族/国家”研究视角不同于近代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史观，《史纲》中所言的“民族”更多是指“中华民族”，是一种基于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形成的共同体，在饱受列强侵略的苦难岁月中进一步内聚整合，形成一个更强调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国家”主要指的是现代中国。因此，在《史纲》里，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基本是重合的，“中华民族”的视角基本就是“现代中国”的国家视角。为了把“民族/国家”研究视角贯彻落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史之中，在《史纲》中，作者用了大量充满感情的语词，如“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谈论他们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等，热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与前述《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作者李剑农、《近代中国史纲》作者郭廷以一样，《史纲》的作者金冲及也是自己所书写的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与亲历者。与李剑农、郭廷以稍微有所不同，金冲及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同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史纲》一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金冲及1947年（16岁）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革命运动，1951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很多开拓性成就。从1981年起，金冲及先生转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研究、撰写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生平、传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扩展到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冲及先生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之初，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当代人是否能够写好当代史？在学术工作和实践过程中，金先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
一般地说，“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很多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未来才能获得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会有新的认识；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对当代史研究者说来，这是一种“时代局限性”。然而，金冲及先生认为：无论当代人，还是后代人，其实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换言之，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各有各的优点。其一，历史上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人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未必都在文字资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不言自明而没有得到记载，或只是语焉不详地被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即便做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代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笔，相隔较远的后人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易事。其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有巨大变化，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以前的环境和事实，这中间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对当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由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难说。因此，金冲及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
作为一位入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员，金冲及先生深感，有责任和使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后人，这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探索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智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前相比，如今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各种政治、社会运动，对年轻人而言，已经疏远和陌生了。在《史纲》中，作者想告诉广大读者一个很多人未曾亲身体验过的道理：中国，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不可能一步达到，而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很多事情均是第一次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必须通过反复实践、逐步摸索，才能取得成功。《史纲》最后一章，在谈及“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时，作者写道：“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第1361页）领导这一探索过程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犯过错误，遭受过挫折，作者坚持认为：“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第1362页）这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坚定政治立场的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结。
负有使命感的史家，往往“笔端常带感情”，作者对很多历史事件有着亲身体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些因素自然融入《史纲》之中。例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原因，《史纲》写道：“他们中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力量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如果离开当时中国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黑暗环境，离开严酷的现实不断给予人们异常强烈的刺激，便不可能懂得这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而作出一些皮毛的或错误的解释来。”（第 187—188 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纲》写道：“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并引用任继愈教授的感言：“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它的前途命运，在这以前和这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划时代的变化，集中起来就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开始为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第690—691页）作者指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是三个要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个和以往不同的全新基点上起步的。”（第694页）后来，在接受访谈时，作者也坦言：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关系很大，“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切身体会的话，就容易光根据一些书本上面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来想象当时的事情，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就可能离历史事实很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历，仅凭书本材料来想象，自由是很自由，但是往往随意性很大，离真实很远”。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史纲》引用的史料非常多样和丰富，特别是征引很多少见的资料如中国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日记、信函、回忆录等；中国共产党方面，则引用了大量珍贵的内部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记录、插话记录，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语，还有一些内部信件和“未刊稿”等，这使得《史纲》不仅架构宏阔，且都有具体史料支撑，做到论从史出。
在史料的利用和取舍方面，《史纲》甚是严谨。作者经常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讲话、日记、回忆录等，同官方或传媒的资料相印证，再确定哪些史料是可信的。例如，在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时，引用了吴玉章、罗振玉、雷沛鸿等人记述自己切身感受的回忆文字；在谈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影响时，引用了瞿秋白、许德珩、杨晦、沈雁冰、邓颖超等人的忆述史料。在一些事实真相并不为人们知晓的历史问题上，作者注意引用史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如在论述抗战后国共内战如何爆发的问题时，《史纲》不仅引用了共产党方面史料，也引用了国民党方面史料，如蒋介石的讲话、批示，陈诚的密陈，何应钦的计划，起草“剿共计划”的萧毅肃之子萧慧麟及张发奎的忆述史料，如此的史料选择与参照运用，使得史实本相清晰呈现出来。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近代史家，在叙述近代史，特别是政治变动过程中，作者很重视从社会层面作考察和分析。例如，在考察辛亥革命的背景时，作者认为：“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初十来年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这种大变动，辛亥革命是不会发生的。”（第54页）需要指出的是，《史纲》除了重视社会结构之外，还特别注意对人物心理和社会心理描摹与分析。在论述国民党时，《史纲》大量引用了蒋介石日记，通过蒋介石日记分析蒋介石在各个时期的决策和心态。例如，《史纲》引用1928年济南惨案前后的蒋介石日记，描绘了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野心之愤怒及立志雪耻的心理，同时，也指出他依然采取退让和妥协的态度。抗战期间，1939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中自问：“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等，分析了蒋氏的内心变化。
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的描述，《史纲》颇费笔墨，例如，在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民众看待革命的心理变化，1900年10月，广东惠州起义失败，如孙中山所言：“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对辛亥前后的重要革命群体——留日学生，《史纲》注意到其思想之转折，“留日学生中的思想转折点是一九零三年春夏之交的拒俄事件。”（第60页）关于辛亥革命之影响与意义，《史纲》写道：“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第92页）辛亥革命后，《史纲》专列一节，论述“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般社会心理”。（第99—107页）在叙述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史纲》写道：“民心的趋向，是一种无形的却又常常起着决定作用的力量。精于谋算的袁世凯，把他的心思都用在军事准备、政治分化和外交拉拢这些方面，自以为在这些方面都已经想得和做得很周到了。纵然机关算尽，恰恰没有把民众是怎么想的放在眼里。结果，落到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实在是不足怪的。”（第129页）如此写法，使得《史纲》有别于以往通常的中国近现代史。
作为努力叙述20世纪中国整体历史的著作，《史纲》可谓鸿篇巨制。金冲及先生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宏阔的学术视野、简约的文字表述，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史。《史纲》前后贯通，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书中既有宏大场景的再现，波澜壮阔，也有细微之处的妙笔生花，很多读者能领略《史纲》之宏阔与精妙，却未必能体会作者勾勒20世纪中国历史画卷的艰辛。如此的“大历史”著作，对日渐“碎片化”的近代史研究现状而言，具有特别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