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将对实现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
一、当前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当前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背景因素，总结为“三个面对”，这反映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可以对“三个面对”进行如下解读。
1.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步伐加快，经济发展保持整体向好趋势，但是一些挑战日益突出。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向中高速靠拢，稳定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速是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经济增长速度由8%以上向中高速转变，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从最近10年左右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看，“中高速”的具体的数字正由新冠疫情前的6%左右向最近两年的5%左右转变。例如，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为5.2%，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5.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3年我国人均GDP为89358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00美元兑换704.67元）折算，2023年我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在不考虑汇率变动情况下，按照每年5%的增速计算，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3万美元左右，恰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5%左右，不能过低。5%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比以前特别是高速发展阶段8%以上的数字明显降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增长速度在未来能很容易达到。例如，虽然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5.0%，但是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4.7%，这表明5%的增速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实现，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一些挑战性问题日益严峻。这些问题，一部分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及各种外部冲击（包括新冠疫情冲击的延续性影响）有关，如目前我国面临的高质量就业问题；另一部分则与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急剧恶化有关，如当前时期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等领域所蕴含的突出风险问题。
从国际形势看，由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趋向尚未根本性转变，美国大选、俄乌冲突以及局部区域（如中东地区）形势紧张等新问题造成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加大，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呈现扩大趋势。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起的、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及技术禁运措施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国内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干扰。例如，潜在的贸易摩擦会不利于出口的稳定，从而对部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产业发展形成冲击，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不利。同时，技术禁运措施将对我国部分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造成明显负面影响。美国发起的技术禁运措施，瞄准高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及零部件，这是当前时期制约我国部分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薄弱环节，其供应的缺失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相关产业链的顺畅运转。考虑到高端芯片的生产制造涉及领域广且相关领域的技术均为尖端技术，因而短期内通过自主技术研发取得全面突破难度极大，技术禁运的潜在影响不能低估。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强化国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弥补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缺失，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事实证明，对后发国家而言，外部压力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技术自立自强、弱势产业实现逆境反超的机遇。整体来说，如何有效化解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作用而发挥其积极作用，最终取决于应对措施的有效性，而这将有赖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2.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不断推进与深化，全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不断演变，我们面临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的艰巨挑战。每一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都对全球经济格局、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主导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国家将深深受益：在国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本国经济强劲增长；颠覆性技术成果将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并持续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获得更大利益。同时，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依然处于推进进程的情况下，相较于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较难打破的传统产业，不同国家在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面发展差距较小。因此，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发展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而采取各种政策予以扶持，即便是传统上强调经济自由、对产业政策比较排斥的部分西方国家，也变相采取各种产业政策措施促进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在时间上重合，强化了前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能够积极发展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国际产业制高点之争中占得先机，就会有力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则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我国而言就体现为“机遇”；反之，如果在产业制高点竞争中失利，将会对我国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从实践情况看，我国在发展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面具备突出的优势，如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及巨大潜在应用场景优势，这些优势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与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我国在发展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面又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如关键核心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差距。如何充分发挥优势而规避不足，使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而非挑战，尚依赖于我们找到进一步推动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
3.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当前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对收入持续提高，共享发展成果的期望。美好生活的首要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而生活水平的提升主要依托于收入的持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共享理念的深入实施，人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6510元提高到2023年的39218元，名义上提高了137.5%。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年份人均收入增速较低，同时部分群体的人均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例如，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4.8%，低于GDP增速（5.2%）。考虑到我国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持续扩大人民的收入、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基本要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成果的共享，将主要依托两个基本途径，即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只有经济发展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并不断提高人民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不仅变相增加人民的收入，还能增强人们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进而有效增进人民的幸福感。第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进入新时代，构成“美好生活”的范畴正在不断扩展，如人民对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生态环境为例，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必然要求较高的空气质量、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推进绿色发展。总之，人民群众新期待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挑战。
当然，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的：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及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取得了经济回升向好的成就，“三个面对”并没有否认我国经济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只是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应对各种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这实质是当前时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要求与表现。改革的目标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这其实是要在深层次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真正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首先，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决定》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对二者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公有制经济方面，强调了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与方向并将其归结为“三个集中”，即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三个领域集中。前两个领域符合国有资本定位及体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国有资本传统定位相契合；而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则体现了在当前时期，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发挥国有资本资金实力雄厚、人才资源集中、风险承受能力强等优势，实现国有资本及新兴产业发展“双赢”的新发展定位。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重点强调了两点：第一，继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明确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为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从而大幅增进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第二，对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以及重大科技项目研发予以明确规定，这将对增进高水平自立自强、加速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形成有力支撑。
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方面，《决定》提出了使用要素平等、市场竞争公平、法律保护同等的原则，明确回答了如何在政策实践环节体现“两个毫不动摇”、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问题。当前时期，国有资本实力较为雄厚且主要产业分布与民营经济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能力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因为良性竞争增进其发展动力；在破除所有制歧视、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民营经济更容易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实现竞争力提高，同时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将大幅提升。总之，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不会产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此消彼长的问题，反而会激发二者发展活力，在宏观上更有效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其次，高效市场体制机制培育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问题。高效市场体制机制，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第一，公平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问题。过去较长时间内，为了加快优势产业发展，我国通过产业政策等途径，以倾斜性的政策（即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大企业优先发展。客观上说，这些产业政策有效促进了部分产业如汽车产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超常规发展并有效促进了产业竞争力提升。但是，随着选择性产业政策持续推进，其政策的正面效果不断降低，而其负面效果逐步增大，这主要体现为歧视性政策造成了非公平竞争的环境，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充分发挥，特别是加大了产业内非在位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对在位企业反超的难度并增进了在位企业通过争取进一步政策支持从而加强自身垄断地位维持竞争优势的动力，在长时期内影响了技术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促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强化公平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十分必要。第二，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保证不同经济主体公平竞争，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基础。经济的持续进步以及新技术、新产业与新业态的陆续出现，使部分领域的市场体系规则不完善、不统一的问题凸显。例如，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亟须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与相应的保障制度。又如，成品油、电力市场面临新阶段下的一系列新挑战，需要在定价机制及管理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第三，完善市场基本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这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良性竞争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
2.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发展服务业、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是当前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便成为《决定》的重要内容。
其中，最突出的内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也是生产力中技术最前沿、辐射带动力最强劲、对经济体系影响最突出的部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来源，包括科技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应该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供给效率，促进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形成。但是，科技创新无疑是创新的核心部分，特别是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从产业层面看，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最聚集的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重点。
新质生产力是涵盖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即劳动力三要素）的创新体系，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推动这三者及其组合的优化提升。从体制机制保障的角度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决定》中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完善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相关的颠覆性技术、新型生产要素以及产业发展模式与传统技术、要素与产业发展模式明显不同，现有的体制机制无法对其发展进行有效规制。另外，当前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投入问题，因而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增加耐心资本的投入将是制度供给的重要内容。第二，加速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步伐，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时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加快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步伐，不断通过新兴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加速生产力质态的跃迁。数字经济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主要依托，因此积极构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支持企业采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内容。第三，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则体制、使用机制及融资体制。
3.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主要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三个领域
随着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将更加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的支撑。例如，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教育、科技与人才相关的支撑体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科技创新为例，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复杂程度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更加依赖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等环节在内的科技全产业链效率的提升。目前在我国科技创新各链条中，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发展相对滞后，对科技创新整体水平提升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从研发投入比重角度看，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仅为6.6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更多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及“领跑”转变，就要高水平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体系与之相适应。然而，从实践看，这些领域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如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着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研发活动难以有效衔接、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问题；在人才领域，存在着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能力结构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特别是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高水平技术工人以及企业家、高端管理人才等数量不足；在教育领域，当前的育人方式、办学模式、专业与课程设计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学校培养出的人才在专业水平、能力结构等方面无法适应社会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及当前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实际状况，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例如，在科技领域，重点是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一，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一方面，通过科技计划管理，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水平与比重，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参与基础研究。另一方面，通过科技管理体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以及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分配机制等改革措施，增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人员自主研发积极性，促进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第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复杂程度高、研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依托传统的研发组织方式实现突破的效率较低。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兼具政府管理与企业自主选择的研发体制，可以有效突破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藩篱，在短期内构建包括超多研发主体、集聚超多资源投入的科技研发项目组织，从而极大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效率。因此，积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举措。
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首先，《决定》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以及推进绿色发展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有力工具。同时，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通过配套的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各项具体政策，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发挥得更为显著。当前时期，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一是健全完善预期管理机制、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等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引导能力；二是强化政策统一协调机制，保证国家战略规划与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性，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其次，《决定》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方面，重点强调了要依照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原则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税源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过重而收入来源不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这一改革举措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不匹配的问题。最后，《决定》继续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保证各个经济区协调发展。
5.其他领域相关改革
《决定》在经济方面还对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主要内容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等。未来一个阶段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时期，有三项任务特别重要：第一，通过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深度迁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农业劳动人口达到16882万人，占总劳动人口的22.8%，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尽管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但是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相对生产效率较低的根本特性没有改变，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依然是未来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时期，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障碍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别化待遇。因此，《决定》相关的规定切中肯綮。第二，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为加快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速农业生产模式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摆脱低效的“小农经济”模式创造制度基础。第三，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的情况下（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9），通过完善提高农民收入、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举措，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当前“三农”领域的重点任务。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了“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提出“两个坚持”，即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关闭国门实现进口替代。相反，我们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不断提升开放能力。具体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这些措施体现了我们主动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的宗旨，实现了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与进出口贸易、投资、科技信息合作等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必将对推进高质量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四大特性决定了其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
整体而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创新性。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内容，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提升，不断创新政策体系，是改革不断向前发展，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创新性，是党和国家抓住时代脉搏，紧抓发展机遇，引领中国经济建设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
二是延续性。与以前的政策体系相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多数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续，体现了政策体系的务实性。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任务等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难以在短期内出现质变而维持量变的特征。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有利于政策实施者聚焦真问题、不盲目跟踪热点，从而保证政策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三是系统集成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个领域的政策，不是松散地集中在一起，而是依据系统原则构建的有机政策体系。从大的框架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的全面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经济领域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政府宏观调控与治理体制机制、开放体制机制等构成的改革内容，是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构成的相互支撑、紧密相关的系统政策体系。
四是内在一致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高度注重不同政策的内在一致性，谋求各项政策取向一致。经济发展形势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要求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与演化，而经济政策体系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加之政策制定部门多元性、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这些问题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经济政策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内在取向不一致，部分政策相互矛盾、彼此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清理过往的各项政策，强化政策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对于提升政策效果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经济体制措施，不仅各个部分组成一个独立的、具备鲜明现实针对性与突出前沿引导性的政策体系，而且各项改革举措协同一致形成合力，产生整体效果显著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效应，构成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带动下，我们一定能够充分应对好“三个面对”，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