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新的转向：20世纪晚期法国史学变革

20世纪晚期，年鉴学派史学统治地位不复存在，史学危机逐渐显现。为寻求解危之策，法国史坛引人瞩目地出现了“回归叙述”“批判转向”等一系列新趋向。这些新趋向引起了大多数学者们的关注，而就决定此间法国史学发展的新方向来说，“批判转向”无疑具有关键意义。一言以蔽之，“批判转向”的出现，乃是战后法国史学经历自己的“辉煌三十年”，尤其是“新史学”新的巅峰后，盛极而衰，危机显现之际须作出应对和选择的结果。

二战后最初的30来年，法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良好，确实像经济史学家让·福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最早提出那样，可将其誉之为“辉煌三十年”。绝非偶然的是，年鉴学派，包括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新史学”，也是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史坛大放异彩。同时，它不仅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还引领了战后西方史学发展潮流。这一局面，首先应归结于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在二战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但以勒高夫为首的“新史学”随即带给法国史坛的新活力和新气象也同样功不可没。“新史学” 始兴于7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达到极盛。期间被奉为新史学典范的心态史，更是在法国内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有“新史学”大师骄傲宣称，“心态史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峰，是全世界史学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新史学”有朝一日也依然会难逃盛极而衰的困境。由于“辉煌三十年”因石油危机爆发戛然而止，更由于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两极格局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发的各种冲击和影响，包括受意识形态方面深刻影响，整个法国社会及其思潮不时被危机气氛笼罩，由年鉴学派主导和象征的战后法国史学也开始陷入危机。由此，就连史学大师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也会发出感叹：“我们走到了尽头……我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更有法国史学家针对当时境况毫不留情地断言：“历史学家所处的局势（conjoncture）已经改变了。过去，所有的法国历史学家都为自己或多或少算是年鉴学派一员而感到骄傲（据说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对年鉴学派青眼有加），而现在，这种优越感不仅让人生厌，而且实在是站不住脚。法国的历史书写破裂了。”

对年鉴学派史学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在70年代末期就已出现，批评者中还不乏国外同行，包括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卡尔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起初，《年鉴》杂志拒不接受这些批评与质疑。但时隔不久，无论在《年鉴》领导层还是最接近《年鉴》的史学家当中，由怀疑而转向主动疏远该杂志者在不断增加。更有甚者，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还在1981年以《在年鉴派的边缘：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直接批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一向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大本营，而孚雷不仅本是年鉴学派主要成员，还是时任研究院院长，由他作为作者发表此种批评文章，对年鉴学派冲击之大可想而知。不过，即便在1987年，也就是多斯推出《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一版时，年鉴学派领导核心仍执意否定史学危机的存在，并把多斯在书中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勒高夫非但将批评者们斥为“跑到新史学床头来宣告其病了的江湖郎中”，更对史学危机之说嗤之以鼻。

然而，仅仅一两年之后，年鉴学派领导核心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到了应该重新确定法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时候了。随后，法国史坛逐渐显示出如下两点动向：一是年鉴学派模式统治地位的崩溃，二是一系列的范式转换和史学重组。随着“转向”大幕拉开，“回归叙述”“批判转向”之类新趋向，在法国史坛竞相登场。不过，这一转变进程中就决定发展方向而言，较之“回归叙述”等趋向，当属“批判转向”最具关键意义。而且，若仅按法语字面含义来处理，此处的“批判转向”实际上也大可径直改译成“关键转折”。此次“批判转向”无疑是由《年鉴》1988年第2期发表的《历史与社会科学：一种批判转向？》充当出生证明。这篇用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以明言“是重新洗牌的时候了”起首，继而宣称值此动荡不定的时期，尝试变革势在必行，最后强调，一味地批判年鉴学派，简单地重返叙事、事件、政治或传记，仅仅属于一种“懒惰的办法”，无法克服当代法国史学的危机。

“批判转向”既是对年鉴学派所受质疑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在历史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被认为有新意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借鉴。与此同时，它亦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年鉴学派史学模式危机的结束。概而言之，正是“批判转向”引发的变革，令此间法国史学得以没有随年鉴学派式微而一蹶不振，而是借助重组与革新再度焕发活力，重入佳境。笔者管见，法国史学能在当时“化危为机”，重新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主要是由“批判转向”中形成的这些特点和趋向所决定的，且它们至今仍对我们亦有一定启迪和借鉴意义，实有必要择其要者梳理如下。

其一，反思性。注重反思，让史学实践及成果更具有反思性，这既是法国史学在“批判转向”中的一大特点或趋向，也是史学重组和变革得以奏效的首要因素。就这点来说，当时对法国史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利科作为享誉国际学界的阐释学大师，其阐释学因注重反思性，向来被人称为“反思性阐释学”。并非偶然的是，利科在法国深受史学家关注、青睐之时，恰逢巅峰刚过的法国史学面临新的局势、问题和挑战，史学家深感反思不可或缺之日。不容否认，法国史学家此前对与哲学家对话大多不太感兴趣，甚至将之视为“聋子对话”，认为其意义不大。然而，一旦史学反思与变革时刻到来，无论是利科的研究特点和取向，还是其涉猎广泛、洞见迭出的丰硕成果，无不让法国史学家们受益良多。而且，利科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未让他们失望。总之，法国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利科的启迪。在就众多关乎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历史学家的实践特性、历史研究的主客观性、历史和叙事的关系，以及史学中的时间（性）等反思时，历史学家的头脑更为清醒，进而再以反思所得去指导自己的史学实践和书写。此外，法国史坛当时围绕反思所出现的某些提法和现象，也同样不容忽视。如一些史学家在参与“历史学的未来”讨论时直言，法国史学真正的危机是历史被年鉴学派垄断地诠释，拒绝对自身话语与功能进行反思；又如不少史学家思考史学家的社会“介入”方式，以及法国史学史由原先的备受冷落突然转热的原因，等等。

其二，包容性。法国史学在“批判转向”中显示出了更具有包容性，在倡导兼容并蓄、践行交叉融合上表现更为突出，亮点纷呈。就此首先要肯定的是对国外同行研究及成果远比过去更多关注和重视。1980年，《争鸣》（Le Débat）组稿并翻译两篇文章，即斯通的《回归叙述，或关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和金兹伯格的《符号、痕迹、线索：迹象范式的根源》，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两篇文章直接质疑了年鉴学派模式，甫一发表就在法国史学家中产生强烈反响进而对“批判转向”本身也多有推动。此后，有法国史学家在力图革新拉布鲁斯范式的社会史研究时，分别借鉴了包括意大利“微观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英国新社会史（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在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在对作为政治史复兴重头戏的政治概念史展开研究时，德国的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大名屡被提及。在法国史书写日益出现的跨国史、全球史转向中，来自其他国家同行的影响不时可见。出于向内寻求新史学资源的考量，以及为便于更好接续本国史学传统，原先冷门的法国史学史竟然也出乎意料热了起来。一些人还以“方法论派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正名，借此为倍受年鉴学派贬低的这一史学流派恢复名誉。当然，包容性还同样体现在远比以往更强调学科交叉，以及史学研究具体取径时虽想法不同仍能尽量做到“求同存异”。人们大可就此断言，更富有包容性，这既是当时法国史学的突出特点，同时也是令其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因素。

其三，创新性。史学研究贵在创新，且唯有推陈出新才能与时俱进。“批判转向”中的法国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同样可圈可点。这种局面当然是和既乐于反思与创新，敢于挑战正统，又善于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分不开的。就前者而言，孚雷当时绝对属于佼佼者。众所周知，大革命史在二战后法国一直奉乔治·勒费弗尔、阿尔贝·索布尔等人的研究为正统。孚雷对此很不以为然。因而，他在 1978年出版反响巨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后，又在80年代中后期主编5卷本《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公开叫板“正统派”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毋庸讳言，至少就当时特定背景下的实际状况来看，孚雷的研究取向和成果非但就大革命提出了观点新、反响大的解读，还“体现了法国历史学从经济和社会取向朝政治和文化取向（象征、想象和革命意识形态）全面转变的特点”。在借助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多有创获方面，2001年入选法兰西公学院、执掌近现代政治史讲席的罗桑瓦龙，无疑堪称当时法国史学家中的翘楚。罗桑瓦龙主治政治概念史，他在“批判转向”中获得的盛誉，主要来自90年代围绕法国近现代政治推出的“三部曲”。其中在1992年率先出版的《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刚一推出就被誉为 “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固然主要从历史沿革角度来探究法国普选史上重要观念或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但罗桑瓦龙并未满足于一般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表述方式，而是娴熟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概念来细致剖析。在论及精神病患者的选举权时，他甚至还显示了医学、法学方面的渊博学识。

其四，现实性。此时法国史学还显示出这种特点或趋向，即史学研究明显更具“现实关怀”，成果多含更为丰富的现实性。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法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辉煌三十年”过后，法国社会不时被各种令人烦忧现象困扰，如经济发展减缓、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问题突出、国际地位下降、民族国家蜕变、认同危机凸显，等等。凡此种种，导致不少史学家深感岁月不再静好，须以自身方式更多投身现实世界，对急剧变化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环境及时给出历史学的解读。法国史坛随即显现两种现象：一是史学家无论从事哪个时段，包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都远比以往更注重去揭示自身研究以及成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其二是原先处在学科边缘的现当代史，取代年鉴学派偏爱的中世纪史和近代早期史，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重点。随着现当代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所谓现时史（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一译当下史）应运而生，隶属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现时史研究所（IHTP）也很快创立。更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深思的是，由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提出的“当下主义”（présentisme），在史学界日益得到关注与认同。

其五，公共性。更多赋予史学研究及成果公共性，也是“批判转向”中的突出特点或趋向之一。这一点固然与历史学在法国社会向来拥有得天独厚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时势使然，亦即现实原因所决定的。辉煌三十年过后，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促使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渴望了解法国的过往，尤其是距今最近的历史，以便对行将结束的20世纪有更好认识和理解。于是，70年代末以来，民众对历史的需求与日俱增。1983年，在由《快报》（L’Express）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竟有52%的法国人表示对历史感兴趣，且有15%的法国人为历史“着迷”。其时，人们不难在法国看到，伽利马等知名出版社推出的诸多历史丛书、新近创刊的各种历史刊物、平行历史之类的电视节目，一时大受欢迎。为满足公众对历史和记忆的需要，法国史学家们不仅使出浑身解数，而且还颇为成功。这点上，诺拉等人当时创办《争鸣》尤其值得一提。这份旨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各种演进的分析和开放讨论的刊物”，其完整刊名包含“历史、政治、社会”等词汇。而且，《争鸣》不仅让“历史”居首，史学家们在该刊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这一时期，诺拉还引人瞩目地以倡导并建构记忆史学因应“记忆时代”或“认同时代”的社会需求，推出了影响巨大的《记忆之场》。20世纪晚期，当法国社会各界围绕知识分子的作用展开热烈讨论时，知识分子史在法国应运而生。其中，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知识分子的世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等不少知识分子史著作，相继成了影响力远超出史学界的畅销书。进入21世纪后，叫好又叫座的法国史学佳作依然不时出现。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