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但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乃至全国人民一样被总理那种为党的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对总理有一种发自心底的亲切和敬重。每当读了一份份令人心碎的医疗报告，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又怕引起主席的过分伤感，强忍悲痛不敢表露……”
这是毛主席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字里行间是对周总理诉不尽的敬畏，更深层的则是难以平复的揪心与心疼。
身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主席与周总理早已献出了自己的所有，尤其对于周总理而言，生前最后的那几年时光，不仅饱受病苦还要忍辱负重，在他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毛主席的安危、清白的声誉、忠贞的婚姻。
要说周总理与邓颖超的感情绝对没有任何瑕疵，笔者在本文想要聊的是他当年对毛主席的挂念以及伤他至深的“伍豪启事”。
1975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大过后，周总理就因为过度劳累而出现病情持续恶化，甚至到了每日便血不止的地步，当时的毛主席正在湖南养病，依旧极为关注周总理的病势。
事实上，周总理生前患病的4年多时间里，毛主席对病情的关注从未懈怠，在张玉凤的回忆中，即便因为眼疾不能亲阅病情报告，毛主席还是能够通过工作人员的口头汇报记住周总理的病情指标变化，如此关心备至总是让周总理感到过意不去。
1975年3月20日，周总理曾因为病情变化给毛主席写去一封亲笔信，唯一的目的就是安抚毛主席不要因为他的病情变化而更加忧心，此后短短3个月，周总理近乎病入膏肓，6月16日大手术后，他在深夜写下了此生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
信中，周总理详细汇报了几个月中的病情变化，也汇报了之后的诊疗计划，可那句“我如今身体还受得住，体重还有61斤”足以说明病势已然凶险至极，此外，周总理还不忘恳请毛主席早日医治眼病，又在信的最后表明自己会保持晚节、力争写出像样的意见总结。
弥留之际，周总理还会在清醒时询问毛主席的病情，只要听到毛主席健在，他就会感到特别的安心。
至于前文提到的“伍豪启事”在周总理晚年引起的风波，以致于老人家在1975年9月20日进行第八次手术前用尽气力发出呐喊。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绝不是投降派！”
熟悉这段往事的人们都知道，说“伍豪启事”是一桩无聊至极的老黄历真的不为过，是战争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骗人计俩，以周恩来化名伍豪的名义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妄图以此制作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
好在，声明登报时，周恩来已经身在遥远的中央苏区，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中共临时中央竭尽全力戳破谎言，这场风波终究成了好似笑料的一段往事，于周恩来而言也不过是革命斗争史上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万万想不到，十年动荡来袭，天津红卫兵翻找到了35年前刊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旧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因此兴风作浪，虽说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严肃澄清的书面报告，还有陈云、康生两位知情人出面作证，可周总理声誉受到严重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
1968年初，毛主席明确批示此事系国民党的造谣诬陷，还因此指示周总理在日后适合的场合同大家讲讲此事，最好录个音存档，以免后续再有人因此搬弄是非。
直到1972年6月23日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个历史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要求报告及有关材料作为档案存于中央档案局，各省市党委也要保存一份。
正所谓“周公犹恐流言日”，本可以清者自清的周总理采取了这么多的异乎寻常之举，无非是对诽谤中伤者深深的忌惮与无奈，还有对自己保住晚节深深的担忧，这件事的阴霾当年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1975年9月20日，即将动手术的周总理自觉此次生死难料，随即要求秘书找来1972年为澄清“伍豪启事”做的专题报告记录，在进手术室之前在记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后发出了那句呐喊。
由此可见，周总理临终前的时光真的是心力交瘁、步履薄冰，他担忧着毛主席、担忧着自己的声誉，但这并非是在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对“四人帮”忌惮以及对国家未来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