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捡到一枚印章，中央随即调3辆卡车士兵搜山……
江西某林场伐木工人郭桃仁和他的弟弟郭兴仁，进行日常的伐木工作。
郭兴仁由于事先有事耽搁了一些时间，因此选择了一条近道急忙赶往山上。
郭兴仁在一个山路转弯处无意间发现了一棵老树下部分埋在土中的皮箱，只露出半截。
好奇心驱使他靠近那个皮箱，发现箱子部分露在外的皮质已经风化严重。他迅速将皮箱挖出，并兴奋地打开箱子。
然而，打开后里面只有一堆老旧的文件和一个银质的圆形物体，表面刻满了他无法识别的繁体字。
略感失望的郭兴仁并未对文件产生兴趣，而是将箱子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只带走了那个银质圆形物体。
返回工地后，他并未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情。
晚上，他仔细地清洗和擦拭那个银质物体，发现其实是一枚银制印章，直径约10厘米，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繁体汉字。
由于不懂其含义，郭兴仁只好找来哥哥郭桃仁商讨。
郭桃仁也无法识别这些文字，但他推测这应该是一枚印章，并决定保留。
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他并未理解上面字样。
一年后的1964年，郭桃仁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县里的一次会议。
在会议中，他无意中展示了笔记本内页上印有印章痕迹的一页。
这一行为引起了在场一位县代表的注意。
他因为识字不多，会议中用一些特殊的符号记录要点。
旁边一位同事好奇地看到他笔记本上的符号，询问其原因，郭桃仁则解释道这是他的一种记忆方法。
同事在翻阅笔记本时意外看到了那枚印章的印记。
郭桃仁被紧急召到县公安局，他被要求详述印章的来源。
郭桃仁解释说这是他弟弟在山中捡到的。
遵照指示，他带领公安人员回家取出了印章和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和印章被带到县政府后，郭桃仁被告知这是红军时期的重要遗物。
实际上，这枚印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红军在湘鄂赣根据地的活动。
当时，中央军委决定制作一枚银质印章，印章中央刻有镰刀和锤子。
据悉，这枚印章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与省政府的部分文件一起被装入皮箱中，在转移过程中，护送的五位同志遭遇伏击牺牲，印章和文件遂一度失踪。
这些同志在严重的不利条件下，仍旧坚守阵地，最终牺牲，但成功隐藏了这些重要物资。
据推测，烈士们可能在生前将印章埋藏于此，多年后由于风雨侵蚀，这个被遗忘的宝物才重见天日。
发现后，万载县政府迅速将消息上报至中央，不久，三辆卡车载着士兵抵达现场，寻找可能遗留的其他历史物件或烈士的遗骨。
尽管士兵们对整个山区进行了细致的搜查，除了一些零星物件外，并未找到烈士的遗骨。
郭桃仁决定将印章捐献给政府。
这背后的故事也逐渐被人所知。
1927年秋季，秋收起义的成功铺平了红军及其根据地建设的初步道路，随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进入1931年，毛泽东与朱德引领的红军已发展壮大，最终抵达江西瑞金。
同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此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湘鄂赣地区根据共产党的上级指示，也紧跟步伐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该政府制作的印章采用银质材料，即使氧化也不会被轻易伪造，上部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部则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为了根除共产党的影响力，于1932年10月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调动30万大军，并配备重火力。
红军高层决定撤离，保护重要文件和物资。
在大量人员和物资转移完成后，省工会的易荣、邱思姸，保卫处的张春吉，以及苏维埃政府秘书王群和刘伯芳将重要文件和印章收入皮箱中，准备撤离。
在敌军迅速逼近之际，五人意识到直接撤离已无可能，遂决定在一片树林中的大树下将皮箱埋藏。
随后，他们与追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数十年后，这件被埋藏的历史见证被郭兴仁偶然发现，由专家鉴定确认后，该印章被认定为失落已久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公章。
事件之后，郭兴仁和郭桃仁因其举动受到林场的嘉奖，郭桃仁被提升为伐木队长，郭兴仁也得到了职务上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