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梁庄十年》《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出版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2017）和《四象》（2020）。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0年度《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新浪网十大好书”（2010、2013），“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2010 2017）”，《当代》长篇小说2017年拉力赛总冠军，“《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英国翻译笔会奖等多个奖项。论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2008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四个一人才”（2014）、“国家先进工作者”（2014）。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
口述史与非虚构写作：以写作“梁庄”为例
口述史在人类学、社会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关于它的理论探讨已经很多，我想就从我的写作实践中来分析我为什么、如何要使用口述史，希望给大家以启发。作为现在时存在的“梁庄”，它的生命状态、历史存在看似敞开，实则却被时代话语和概念叙述所遮蔽。如何最大限度进入内部，“口述”的存留是非常好的表现形式。“口述”要充分保持当事人的腔调、情感以及方言的形态，这样，才有可能触及到当地的历史、地理及声音的形态，以及当事人更加丰富幽微的存在。
“口述”并非只是佐证的方式，它就是主体。它不是工具性的，它本身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形态就是主人公的精神形态。所以，“口述”在梁庄书写中是核心，“我”只承担穿针引线的那一部分，外部的阐释都是为口述以及口述者服务。但“口述”也并非原封不怕地呈现，它必然会有删减、强调等，但这也更显示出作者对调查对象的把握程度。
“口述”的非客观性、时间性以及情感性恰恰是它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缺陷。从“口述”入手，从它缺失的、当事人试图遮蔽的、或夸张等的某些部分，恰恰可以更好地分析出当事人的社会身份、情感状态以及背后更深远的历史原因。这也是“口述史”迷人和复杂的原因。作为写作者、调查者，要更宽阔把握与其相关的社会背景以及人性人生状态，才有可能对“口述史”有更深的理解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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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十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梁鸿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两部作品接连问世，令读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梁鸿的家乡——一个普通的河南村庄：梁庄。梁鸿成功地向读者们展现了真实的乡村图景，并以此映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农村面临的转型困境。十年后，梁鸿再次将梁庄带回我们的视野，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再访逃离村庄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记录时代转折下真实的个体命运。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少小离家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穿过偏见与歧视、流言与恶意，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真实的声音。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歧视性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蕞后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蕞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梁鸿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
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
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句天。五奶奶还是其中蕞活跃的、话蕞多的，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杯里泡着酽酽的浓茶，一句话一口痰，花婶仍然站在门口，勉强撑着笑容。我看着他们，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就像看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在变老，也在时间之中，我的父亲已去世，我身边的那么多人，一个个去世。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我到每家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老年人的，青年人的，小孩子的，把吴镇的饭馆吃遍，我也在各家吃，在丰定家、赵嫂家、五奶奶家，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我出入他们的厨房就像在我自己家，因为他们知道，我自己家的房屋已经几成废墟。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他们不知道我那么爱他们，不知道我在听到他们的快乐时有多快乐，听到他们的悲伤时有多悲伤。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荣幸。
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五奶奶就是五奶奶，明太爷就是明太爷，吴桂兰就是吴桂兰，梁庄、吴镇和所有的历史都隐在后面，没有地域性格，没有社会因素，我只看见他们的容貌，他们的欢笑、悲哀，看见他们身后的那个空间，电线杆、老公路、燕子、湿得要滴下水的乌云。我看见的是他们本身，非常具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表情和神态，都如浮雕一样，栩栩如生，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亲人，你很难用一种整体性来叙说，因为你和他/她太熟悉了，那么多细节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用抽象的概念来衡量。
这几乎让人吃惊，而且感觉美妙。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度过，因为有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感觉到人物本身也具有矗立于山河之间的、近乎永恒的真实性。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
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这也是“梁庄十年”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
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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