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

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中国医学知识,与其考察和收集医学资料的对象相关。中国学者习惯利用历史文本(即医学经典)、地方志和民国之后的档案展开研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帮助中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与历史文献相对照,以印证中国医学经典记载中的知识起源。西方学者的兴趣却不在此,他们非常关注从考古成果中发现官方经典和广泛流传的文本中几乎是只字不提的内容,在研究者看来考古出土文献彰显了无数佚名的学术声音,“它们证明了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引发了基于阴阳、五行和气的医学的创新:观察和记录季节和动物世界、昼夜节律、支配日常生活的仪式以及命理文化的普遍重要性”。《中国医学手册》主编就此提出老官山出土文献对中国医学史的书写有何意义之类的问题。

西方学者研究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方面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收集发现在官方、经典和广泛流传的文本中只字不提的地方性医学文化史料,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被刻意忽视或放弃的民间医学抄本;另一方面,从知识史和概念史角度对经典文献重新阐释,大部分学者聚焦在“民族”“身体”和“本体论”三个方面讨论“中国的地方性知识”。香港大学的梁其姿在《食物与药物的历史》的演讲中介绍西方医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物”的转向。她认为“物”中包括了技术、制度、人与物的多重关系,也隐含着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概念,药物跟食物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性和思想性的问题,通过解构这些物就能看到其中交错复杂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思路无形中拓展了医学史的研究素材。

“食物与药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药食同源似乎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传统议题,与以往的研究旨趣不同处在于,梁其姿介绍西文世界的最新研究是关注食物在疾病、身体和环境史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梁其姿与陈明合作撰写的一种外来药物“阿魏”为例,他们的研究示范了如何以长时段、全球视野发掘史料,该论文所涉及的语言之多、文献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阿魏”在全球流传1500年的历史写作。《中国医学手册》中也专列一章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食物与性”,研究者巧妙地将“食”与“色”和“性”相结合,认为历朝历代留下的诸多禁令都与中国食色之乐的文化习俗有关,而道教中关于健康的养生和长寿的性教义是可视作为传统的重要遗产,这类观念规训并约束了女性的欲望。

刘炎“以毒为药”的演讲,更是对传统题目作出重新阐释的一个显例。关于药物的属性,东西方似乎有一种共识,普遍认同中医是天然、温和、无副作用的,西医则是人工、猛烈、有副作用的。刘炎认为这种将中西医相对立的思考是缺乏历史维度的,这是他选择研究毒药的初衷。刘炎梳理了“有毒”和“无毒”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由史料考察,“毒”和“药”的边界是相当模糊的,决定一款药材是“药”还是“毒”,取决政治与社会意涵,以及毒药引发的身体体验。在药物学史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中国传统药材的发音、名称和书写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产生跨文化、跨区域、跨时间的转译,不仅如此,药材中还存在着“名”与“物”的分离和不匹配的历史现象,亟需学者重新梳理史料,并对既存观点作出合理解释。

从晚清开始,西方医生和科学家对《类经图翼》抱有极强的兴趣,以此为了解中国医学精髓的入门读本,韩嵩演讲中对该文本中关于技术身体知识的解读,中国学者不一定完全苟同,但她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结论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冯珠娣对在田野获得“五味”经验,并与文本对应起来作出的解释同样受到中国学者王家葵的质疑,他认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知识体系的形成,主要是由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特性决定。海外学者对经典史料再阐释的方法、路径和视野,将使中国医学史研究前景变得更为广阔而宽泛。

本次系列讲座是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进行的,当全人类共同携手抗击新冠病毒时,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历史学系教授阿穆斯关于《流行病史的用途与滥用》的演讲,对人类与疾病争斗的传统叙事提出质疑,他告诫读者,要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是无法应对流行病的这一事实。阿穆斯指出作为历史文化现象,流行病似乎是一出不断重演自身的戏剧,流行病史曾为生物医学(biomedicine)与西方医学所主导,而这正是在历史编纂中被使用与滥用的标签。

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美国流行病史专家再三强调,流行病的“世界”是多样复杂的,疾病之所以会被定义为流行病终究是一个政治性(关于相关决策)的决定,从而加剧了疾病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到在生物医学之外,还有其他医学传统,有些比生物医学要古老得多。并且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实践和知识的汇集体系之间已经并仍在进行对话,且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考察历史上文学家、哲学家和记者记录的传染病或流行病的事件,或是回顾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各种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和政治措施时,阿穆斯指出当一个人不以超越时代性(anachronistic)的方式看待过去——也就是说,避免用另一个人的视角和感性来重构、解释一个时代的事件时——就会发现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因而,阿穆斯认为历史上留存下来疫情史料是有孔隙的,“我们经常面临这些孔隙,这些孔隙让我们对难以捉摸与充满不确定的过去进行揣摩”。

作为一位流行病史学家,阿穆斯总结他书写流行病史的经验。其一,相比经历与流行病相伴而生的日子,书写和思考流行病要容易得多。因为,“设想历史帮助我们在当下的迷雾中航行,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作为历史学人,我们自然会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其二,用一次流行病教给我们的经验,当作工具来回顾历史,同样是有风险的。其三,西方认为此次新冠制造了人类历史独特的、史无前例的、无与伦比的危机。我想设问到:每一代人都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例如,一场流行病——难道都要视其为独一无二的,并由此来划分时代?阿穆斯表示“我不相信历史提供了指导现在和未来的教训。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倒是诸多视角”。他相信:“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比重复性的概括更为相关、有效与准确。”

如何能够打破科学性的常规思维可能是比消灭一场全球流行的病毒更为艰难的事,这是美国哈佛大学赖肖尔文化史讲座教授栗山茂久在演讲《习性之史:中国医学史的关键未知量》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他同样认为,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缺乏提出打破常规的问题,“我们倾向于回到常规与既有偏好”,因为“人类是常于习惯的生物”。

栗山茂久曾以中国与古代希腊人的身体知识比较研究之《身体的语言》一书而让中国学者熟悉了解他,同时感受到他有别于西方科学史“欧洲中心论”或二元思维传统范式的独立思考的魅力,他的创新研究奠定了他在国际医学史界和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地位。打破常规认识除了需要勇气和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发现的眼光和突破性的思辨能力,栗山茂久在演讲中提出:

我想尝试做一件有异于常规的事。通常,学者会讲述他们知道与业已发现的内容,但这里所要谈论的则连我自己也尚未了解,且有待学者后续考掘。易言之,有些事物对中国医学史的认知十分重要,但我们未曾知晓,我称之为对关键未知量(critical unknowns)的探询。

何为中国医学史的关键未知量呢?栗山茂久以两个对应的英文术语来解释他的观点,即Repertoire和Habit,他表示无法用确切的中文翻译此两字,暂且称之为“总目”与“惯性项目/习性”。所谓“总目”就是“一个人所能调用资源或可能性的全集”,比如《牛津英语字典》所收藏171 476英文词,滑寿《十四经发挥》中罗列针灸300多个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方剂中进行组合的1892种药材,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提供了1739种病候,这些既存的文献与数字即“总目”,已为古今学者和医家所熟知,栗山茂久并不关心。他的问题是,在《本草纲目》的1892种药材中,哪些在方剂中出现频率最高?在针灸文献中,哪些穴位和经脉最常被推荐?《类经图翼》中对肾经的27个穴位共讲及256次,其中四个最常讲及的穴位出现118次,占46%;而关于大肠经的20个穴位,其中五个最常讲及的穴位出现192次,其他15个穴位加总则仅有87次。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他称之为“惯性项目/习性”,即人们实际上习惯使用或了解的知识。再以《牛津字典》为例,语言学家认为普通美国人的习惯与日常词汇量是800词,仅占个人实际词汇总目的4%,不到《牛津英语词典》这样理论层面总目的0.5%。显然,“惯性项目/习性”的数据与整体的数据(总目)是有差距的,这就是栗山所关心的“关键未知量”。他指出辨析“惯性/习性”是了解他人与我们自身的基础;同时,这也是理解医学传统的关键。医学传统通常涉及理念与实践的总目,医者和病家基于此来理解、治疗疾病。但就多数情况,医者和患者只会依靠其中的子集,我们称之为总目中的惯性运用核心(the habitual core):把握这一核心也就把握了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下的医学本质。

以中医理论“五行”对应的“风、暑、湿、燥、寒”为例,常规的认知,此五种自然状态是平均等分的,但通过对《黄帝内经》的词频统计,发现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并非平均,“风”的词频是“暑”的六倍、“燥”的五倍,“风”与“寒”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五气总目是不均称。栗山氏分析认为,中国医学史家对“习性”的忽视,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医学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勾连人体微观宇宙与所处之宏观宇宙间的整体系统,即阴阳五行的动态对应关系,由此将世界组织得平衡对称且富有韵律。为此,栗山茂久说“我对惯性项目/习性的探询,是为呼吁另一种历史,更多聚焦于人们兴趣与专注点的天然不均称性(wild unevenness)。”

栗山茂久的发现显示出古人的关注点与我们习惯性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异,他问到为何真实的历史常被忽视?遗憾的是,他充满睿智而有启发性的演讲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甚至于中文媒体因为他的研究过于晦涩而担心中国读者读不懂他的文章,婉拒发表他的中文演讲稿。打破常规通常会涉及到“破”与“立”两个层面,中国学者首先要建立“破”的意识,其次要有“立”的知识储备,否则一切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打破常规的认知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艰难历程。

2008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史?》中,“传染(Contagion)”成为作者构建全球史的四个概念之一。在全球史语境下,作者解释所谓“传染”即是对事物跨越边界并同时急剧地改变其动态的叙述。作者将交往与传染当作是对变化的最基本的解释,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模式。“传染”“感染”或“流行病”曾经是医学史学者关注的话题,如今成为流行性的史学标题,全球史家已经将这些概念“既看作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又看作是对变化中一种自我推进因素的比喻描述,这种因素常常快速传播并产生较大范围内的影响”。2015年,牛津大学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在美国《医史通报》上发表《全球史视角:重构健康、医学与疾病的历史》一文,指出尽管疾病史构成了全球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部分,但最近的“全球转向”对健康、疾病和医学史的影响相对较小。他认为学界低估了医学史对全球史学科产生的影响,他强调跨国和跨帝国的方法对于理解健康、疾病和医史学家所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医史通报》就此以医学全球史为主题,邀请美国环境史专家麦克尔尼(J.R.McNeill)和悉尼全球史学者斑雪福点评哈里森的论文。麦克尔尼表示欣赏哈里森想要重构医学史书写框架的野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传染病的国际和洲际流动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站在全球转向前沿的,至少应该是疾病史学家”。斑雪福则更倾向于“将医学史视为塑造全球历史学科本身的重要因素”,她相信研究全球医学、健康和疾病的历史学家具备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优势。

医学史家和疾病史研究不仅进入全球史的框架,更是被认为站在全球史转向的前沿。那么,中国医学史的位置会在哪里?在老麦克尔尼的全球史研究和哈里森的全球医学史研究中,都将中国历史上的疫病事件和中国医学纳入他们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俩人都不是汉学家,但他们的关注点足以说明中国医学史研究已经被拉进全球史转向的征途中,问题是从全球史角度的出发,有无可能重建中国医学和疾病的历史?或者修改中国医学史书写的框架?

由罗维前领衔,全球近50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医学手册》以7大主题归纳了中国医学的范畴,除了常规的医学编年史、制度史和疾病史,还将“食物与性”“灵性与宗教修练”“汉字文化圈医学”“多样性传统和移民”以及“议而不定的现代性”等内容一并纳入了医学史研究的框架。如此复杂而无逻辑的分类结构,反映了西方中国医学史编写者们对中国医学的认知与研究旨趣。汇集全球学者合作编辑《医学史研究手册》是西方学术史的传统,以此反映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呈现新的方法论和学者关怀的问题意识,相较于2011年出版的牛津历史系列手册《牛津医学史手册》清晰的篇章布局——编年史、区域史和主题与方法,《中国医学手册》就显得杂乱无章。它将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范畴拓展至一个没有边界的模糊地带,彰显了西方视野中中国医学无系统性的特征。主编的宗旨或许是想呈现一幅丰富的、多面的、不断变化的中国医学画面,消除任何关于它是古老的、传统的或守旧的偏见。然而,但凡阅读过这部手册的人都会产生中国医学就是一个大杂烩的印象,这样的思维导向无疑会再次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医学的误解,似乎中国医学缺乏有机的知识体系和医学思想,如此强化中国医学中的某种特性的确可以呈现“差异的全球化生产”。

只是究竟应该如何描述中国医学的真正面貌,这就又回到文章开头所讨论的问题:如何定义“中国医学”?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1934—2022)认为“相对欧洲医学,中国医学被认为是超越历史的医学,既是永恒的又是现代的”,芦笛指出没有少数民族医学的“中国医学”是不完整的。无论是费侠莉观察“中国医学”的时间形态,还是卢笛从空间意义上界定“中国医学”的地缘政治意识,都昭示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医学”的认知存在着一定差距。詹梅和罗芙芸关于中医“世界性”问题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呈现了中医在中国之外的形象和中医在西方世界重新产生出的“本土性知识”,中医的这类面孔都是中国学者所陌生的,它们是否可以归入“中医”大家庭中,值得思考。

2020年的一场全球大“传染”,催生了“海外中国医史研究系列演讲”,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医学史,西方学者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他们的方法和问题意识,他们的观点对中国学者而言都是“他者”的眼光,本系列讲座旨在了解、借鉴与参考他们研究的同时,推进中国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医学的定义,思考中国医学的边界;在建立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话机制的同时,让彼此拥有更加全球化的观点,既能兼顾比较又能跨越时空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