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纪律报告背后的血泪嘱托

红岩革命纪念馆专题展览中“狱中八条”相关内容

那么，“狱中八条”是怎样产生的？当时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那段历史。

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在歌乐山建立乡下办事处，先后将白公馆、渣滓洞设为看守所，被称为“两口活棺材”。从1949年9月初到11月27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这两座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进行了大屠杀，共计300多人遇难。

烈士们牺牲前叮咛可能活着出去的同志，把他们最后的嘱托报告给党。

在屠杀开始前，被捕的革命者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从内部寻找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并相互叮嘱：谁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转达这血与泪的嘱托。而最终，罗广斌成为了完成这一嘱托的人。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出生于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被押解到重庆。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别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关在楼下平二室。11月27日，敌人对革命者进行最后的疯狂屠杀，前后300多名革命者倒在敌人的枪下。当渣滓洞大屠杀的火焰还在燃烧之际，罗广斌和尚未被杀害的10多位狱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冲出白公馆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罗广斌奋笔疾书，在重庆解放后第25天，把一份报告送交中共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晚间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烈士们留下了八条饱含血与泪的意见。

《挺进报》

1948年春，一份《挺进报》投送到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的桌上。暴跳如雷的朱绍良把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骂得狗血淋头，并要求“限期破案”。4月16日上午，特务在北碚街头逮捕冉益智。当天，在刑讯下冉益智很快叛变，不仅承认其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还交代出大批中共党员，并指认了已被捕的刘国定是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的身份。徐远举如获至宝，再次审讯刘国定。这时，刘国定彻底叛变。叛变后的刘国定、冉益智在特务面前争宠邀功，竞相出卖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中共党组织，造成抗战以来川东党组织最大的一次破坏。

刘国定，成都人。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刘国定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便开始私欲膨胀。叛变后，他平时要两个老妈子（保姆）服侍，吃饭非鸡鸭不上桌。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的组织和策略》，作为特务的教材。狱中同志认为，就这么一个腐化分子，他的背叛是早迟的事，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所以“狱中意见”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狱中同志普遍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把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于是迁就。

王璞要调刘国定到乡下工作，避开城市环境，刘国定嫌农村艰苦不愿去。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由于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

在狱中，同志们还联系自己的思想讨论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姐（江竹筠）早先就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

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他说：“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狱中部分同志认为，随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川东党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斗争时，“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

“狱中意见”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教育意义。

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

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就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渣滓洞展示的刑具

蒲华辅是十年内战初期的老党员，1930年曾领导铜梁土桥农民暴动，后来担任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元月在成都被捕。特务当即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

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唐虚谷和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

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李文祥就是典型例子，他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3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

叛徒李忠良本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后为刘国定出卖，一被捕就叛变。

狱中同志提出，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特别讲到“狱中八条”，高度肯定其现实镜鉴意义。狱中八条内容的背后，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是共产党人面对信仰的无悔抉择。新时代，“狱中八条”更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沙坪坝区纪委监委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加强合作，用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挖掘红岩廉洁文化，不断丰富廉洁文化供给，充分运用“狱中八条”中防止党员领导干部腐化、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经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