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一向在最具创新力国家排名中名列前茅,超越了美国和中国这类科技强国。是什么促成了瑞士的成功?
全面型选手
全球创新指数对133个国家的80个指标进行评估,这些指标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投入,这就像是创新的驱动力,例如监管环境、研发开支、科学与工程学专业毕业生人数,以及风险投资交易等。
第二部分则是专利数量、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的企业)价值等产出,以及制作的剧情长片与手机应用类创造型产出等。
瑞士同全球创新指数榜排名前三的另外两个国家(瑞典和美国)一样,都属于全面型选手,在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部分得到的高分很均衡。瑞士的很多指数即便得分不是最高,却也可圈可点。
外企避风港
若是仔细审视各项指标,则会发现瑞士的研究非常出色。瑞士拥有欧洲最优秀的科研高校,将国内生产总值中投入研发的比例也超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仅2023年,瑞士就投入246亿瑞郎(约合人民币2千亿元)用于研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3%。相比之下,中国去年大幅提高研发支出,达到45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亿元),将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1%提升到了2.5%。
瑞士特别擅长创造学术界与工业界的联动,在高校与工业的研究合作方面胜过了其他所有国家。
政府支持的创新推广机构瑞士创新协会(InnoSuisse)向工业领导的高校合作项目提供经费。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创新经济学教授马丁·弗尔特(Martin Wörter)指出:“这方面卓有成效,是因为在瑞士,高校拥有的技术先进知识能够与企业需求合拍。”
瑞士研发开支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工业界,这在欧洲并无不寻常之处。但翁施-文森特提到,瑞士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很多研发开支出自外国企业。除了雀巢(Nestlé)、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等开展研发的大型瑞士公司,谷歌(Google)、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等不少大型跨国企业也在瑞士设有研发中心。
翁施-文森特解释说:“外国公司在另一个国家里开展大规模研发是件非常罕见的事。瑞士就像一个避风港。这是个好客之地,又有对创新体系的高度信任。”低税率搭配上对工业监管的自由态度,早就让瑞士成为跨国企业吸铁石。
专利与生产
瑞士之所以名列前茅,也得益于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体系。而指数榜上有至少五个指标涉及专利或商标。
去年瑞士人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和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主要归功于极大依赖药品专利的瑞士生物制药业。瑞士出口中大约80%基于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
精准制造、医疗设备与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亦主导了瑞士的制造与出口业,这也拉高了瑞士的排名。
发展红利
令瑞士受到嘉奖的还包括其规模与监管周密度。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在政策稳定、监管质量及政府效率等指标上排名一直更高的国家。这个指数还对那些做好准备引入创新的国家青睐有加,对宽带连接、受教育机会与电力产出方面给予更高的分数。
在中国、巴西和美国保护主义日盛之时,瑞士在贸易方面无疑独树一帜。2021年出口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远高出欧盟50%的平均值。
“我们是个区区小国,生产了很多技术、很多专利和很多创新产出。要想取得商业成功,我们就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弗尔特表示。
小也令瑞士获益。瑞士有900万人口,相当于韩国最大城市首尔的规模。全球创新指数经常把各个国家与其人口进行关联,这也是瑞士为何在基于人均的剧情长片数量上取得领先。
这个指数未衡量什么
衡量和比较各国的创新成熟度极富挑战性。这个指数嘉奖的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创新水平,却未必是一个国家取得了多少进步,或创新的速度。在过去五年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西、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和巴基斯坦的名次跃升最大,但分数依然落后于瑞士。
而专利等一些指标也有其作为创新标准的局限性。专利反映的是发明,是创造的新事物,却不是它们创造的价值,在咨询企业毕马威(KPMG)沙特分公司负责创新与新兴技术的扬·鲁斯洛-派耶(Yann Rousselot-Pailley)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创新就是把那个发明用来赚钱,或用来改善你的国民的生活质量,”鲁斯洛-派耶说道。他建议增加能够反映发明商业化的指标。但即使销售或企业价值等经济标准,也无法反映出对社会的影响。
如何进行创新也在飞速变化,导致使用某些指标来作国家之间的比较变得愈发困难。许多新技术企业家相信开放创新、依赖商业秘密和速度来营销,而不是利用专业来保护发明。
中国和沙特等国也在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创新轨迹-即更多由下而上、受风险投资者驱动的方式。在这类国家,政府不但在创新赋能上,也在创新驱动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中国最大的企业研发投资者-华为、腾迅和阿里巴巴-都已在近40年里站稳脚跟。而瑞士最大的研发投资者-罗氏、诺华与雀巢-则已存在了一个世纪有余。瑞士的研发投资也更集中于一小批企业,但在规模更大的国家里,研发投资却散布于成千上万个企业当中。
“瑞士与中国本就无法比较,”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香港分院创新教授马克·格林(Mark Green)说道。不仅两国大小相差甚远,“两者的创新体系也是如此不同-目标不同,治理方式不同,企业类型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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