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后，她回到打工子弟学校
2019年夏天，一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叫段孟宇，是河南周口人，21年前，她9岁，她的父母离开老家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京城郊，卖过水果、麻辣烫和煎饼。当时很多报道，把段孟宇定义为一个教育奇迹。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段孟宇初中就读的北京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20年来，它“收留”了一代又一代城市建设者的孩子。
从哈佛毕业后，段孟宇又回到了蒲公英中学，做一名老师。近日，记者采访了段孟宇。以下是她的讲述：
蒲公英的孩子，回到蒲公英
2020年，我从哈佛研究生毕业，因为疫情不能回国，我就在美国做了一些实习，还有一些与教育研究相关的工作。其中有一个研究，是关注疫情对教育的影响，要去访谈国内的老师们。我访谈了一个女老师，她和丈夫都是乡村教师，不太会上网课，就让孩子们到他们家去上学。有这样的老师，这么认真对待孩子，我就觉得，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老师们还是可以找到空隙和方式，支持孩子的成长。这也让我有一些决心。2019年申请哈佛，我在文书里写，“我想支持到那些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学生”。此时，我的想法逐渐清晰——我想做跟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自然而然地，我回到了蒲公英。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小学毕业后，我到蒲公英中学就读。当时学校条件挺艰苦的，但大家的精神并不贫瘠。班主任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她来自新疆，通过高考来到北京，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她觉得，教育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也想告诉我们，教育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很感动，在蒲公英遇到这样的老师，她会鼓励你。
除了班主任，我还遇到过一位志愿者。2011年，我初三，参加了学校一个叫“下一步”的夏令营，这个“下一步”是说，大家如果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接下来怎么办？就在这个营里，有一位志愿者像导师一样，鼓励我申请UW C，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支持和陪伴。
我们有一句话叫“一日蒲公英，终身蒲公英”。我们当时从蒲公英毕业，已经读了高中，有一位老师还经常询问我们的情况，还帮我们找了寒假工。后来我去国外读书，我高中的学费，也是郑洪校长帮忙联系了一位捐助者。
看见打工子弟，让他们往前走
我们现在每届100多个学生，只要来的，我们几乎都收了。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写了，关于学费，“费用不必一次交齐，采取分期付费，学校提供助学金，幅度为30%至100%”。因为确实有一些特殊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我们坚持家访，虽然看起来很低效，但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孩子天天上课捣乱？去了家里，你什么都明白了。
我教的是初二历史。刚从哈佛回来时，我完全不了解学生的情况，很快发现，学生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怎么带一个基础非常差、且个体差异很大的班级？我们带学生去李大钊纪念馆、国家博物馆，让他们读《活着》，每周给他们播放纪录片，甚至推荐他们玩游戏、读小说……先“加工”他们的原材料，让他们把历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它更有趣、生活化，孩子才会喜欢。
我们当然非常在乎他们的成绩。但成绩和素质教育不矛盾。我们校长一直说，很多学校从初一就开始刷题了，可是我们不想这样，还是希望在初一、初二，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拓宽性的活动。我们学校有小提琴、合唱团、管乐队，有艺术基金支持，还有排球、旱地冰球、篮球、足球的校队。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at least one”（注：至少有一个人）理论，研究表明，每个人人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爱、陪伴和安全感的来源。这个人可以是家人，老师，也可以来自某项爱好。
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获得感，有能过好一生的本领和技能，只有这样，孩子毕业之后才会有动力继续往前走。即使他们没有考上高中，读了职校，但只要他们能继续往前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想办法克服。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最可贵的。
（摘自11月19日微信号“人物”作者 林松果）
以上文章刊登在《报刊文摘》11月2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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