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老师：许纪霖教授；2024年度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
本文是对李璜(1895-1991)这个以青年党领袖身份而知名的书生在近代中国历史场域里政治活动与思想的研究，时间跨度从他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前往法国留学到 1949年去国流亡，通过对其个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思想、行动与具体处境的考察，一方面展现“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阶层隐去之后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沉浮之间对于读书人自我的认知、社会中的位势乃至中国向何处去的上下求索，另一方面也力图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国共之外的视角。
出生于1895年的李璜在成长的岁月中恰逢清季民初的一系列变局，使得他不仅在思想上直面古今中西的冲击与诱惑，更在行动之中走出了父辈的经验世界，从成都富商家庭的公子汇入上海与北京辐射全国的五四青年群体的网络中，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李璜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与到了当时以“社会”和“世界”为主题的众声喧哗中，并在这种众声喧哗中启程赴法留学。
在留法的“后五四”期间，李璜所处的两个群体:少年中国学会与旅欧留学生界因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发生了近乎共振的分裂，造就了五四青年中的“此疆彼界”，而李璜也在这种此疆彼界中主动被动的成为了在法组建的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由此完成了从转型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身份转换。
1924 年的大革命前夜，李璜自法归国，一方面以学者的身份任职于武汉、北京、成都的高校之中，一方面又作为青年党的主要人物在他任教的地方培植党团并和中共争夺学运和学权。更重要的是，他发表于《醒狮》上的文章不仅成为国家主义派最主要的理论建构，也是中共方面争夺革命话语权时所指向的对象，在大革命的舆论场域间，李璜的国家主义革命想象与历史书写被同志与敌手相互形塑。
只是当革命的论战最终走向武力的决胜时，国民党右派在胜利之后厉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青年党作为异党在无处容身之际亦布局于残存的军阀和地方势力中，继续“夹攻中的奋斗”。在此期间，李璜作为青年党党务的负责人不仅运作于沪上的知识界，还同各路反蒋的地方势力广泛呼应。“九一八”事变之后，李璜参与了青年党在抗日旗帜下的党军尝试，其所造成的人事冲突也导致了青年党全国党务的崩盘。不得以之下，他和左舜生先后上庐山与南京方面接触媾和，但国民党方面看似“容纳其表”却趁机希望“溶化其里”，双方对策与献策的交锋最终看起来还是李璜等人棋差一着。与此同时，对外在南京方面的压力之下，对内为了和不同意和的曾琦等人争夺党内话语，李璜与左舜生开始在舆论界倡言告别革命，但告别革命的青年党该何去何从，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1937年的全面抗战给了各路政治势力以出路，在国难之下，李和左舜生等人最终确立了青年党对国民党蒋介石一系“胜固拥护败亦拥护”的方针，以客卿的身份列位于国民参政会之中，但国民党并未如他们所愿在抗战之中开启宪政民主的转型，反而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国共两党相争不下的局势中，李璜一方面和左舜生代表青年党和国共之外的其他势力广泛联合，形成了居于国共之间的民主政团同盟，另一方面利用国民参政会下属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机构重新盘活了青年党在川康地区的党务，当然也与地方上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纠缠不休。抗战胜利之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国共之间命运的抉择，政治协商会议无法阻挡国共之间内战的爆发，第三方面的民盟零落为不归于国即归于共的结局，李璜个人的意志也无法阻挡整个青年党在人欲横流间对“做官吃饭”的追逐，最终国大选举的闹剧不仅拖垮了青年党，也敲响了国民党的丧钟，在 1949 的江山鼎革间，李璜只能作为“失败的书生”流亡海外。
感谢张雯欢博士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