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印本论文推介｜杨路英：西夏古国礼仪制度与礼乐文化研究

清人吴广成在西夏灭亡后曾追述说：“考其立国三百四十余年，专事诈虞，不崇信义。然能周旋五代，终始辽、金，岂瞬息之萤光，乃霸图之翘楚。”^[1]又说：“倘有良史，悉其遗事，勒为成书，果纪、传、表、志俱详，则礼乐，典章俱在，容可作千秋之法戒，岂特备列国之史乘已哉。”^[2]可谓确论。史称“西夏”的王朝，自称“白高大夏国”，由游牧民族党项羌人在西北地区建立，脱胎于唐末“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割据政权，立国190余年，经十主，先后与北宋、辽国、南宋、金国鼎峙分治。

伴随着民族内徙、域内统治民族种属和分布范围的扩大，以及西夏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变迁，本以游牧为主，在不断与中原农耕文化接壤碰撞，西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礼制体系。观照周礼可将西夏礼制分为国家层面的祭礼、军礼、宾礼和民间层面的人生礼俗。西夏祭礼涵盖祭天神、祭先祖、祭孔儒、祭佛、祭社等祭祀活动。军礼包含队伍出师前盟誓、祠神和犒饮，其中军乐则是用来鼓舞士气的重要环节。宾礼指外交礼和朝会礼，主要体现在西夏与宋、金、辽等国的交往之中。“元昊僭谋阴蓄，使介往来，久悉中朝典故。至是，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3]西夏在外交与朝会中的仪式在效仿唐宋律令，同时在具体规定上有自身详略，且辅以法律来约束。

西夏民间也有着丰富的社会礼俗，如在婚姻制度中受儒家婚姻观念的陶染，其婚礼仪式逐渐趋同于中原的“六礼”之制。礼制的成熟必以乐制辅助之，上述祭祀仪式需要礼乐人员的参与。在礼乐文化上西夏转型为以“蕃礼”为标榜形式，以“汉礼”为内容实质的新的国家文化范式，其礼乐制度也经李元昊、李谅柞、李秉常、李乾顺诸帝的改革，到了李仁孝时期，已臻彬彬之盛，成为西夏境内各民族（包括党项羌族）的共同礼制追求。振兴西夏番礼的同时，自元昊开国正式引进隋唐以来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至西夏覆国止，前后180多年里为西夏建立了丰富的金石乐队组织，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乐府艺人。而也正是在此“外蕃内汉”文化模式建构下，西夏礼乐的发展得以以华夏礼乐为其内在底蕴。发掘西夏礼乐实践，厘清西夏礼乐文化发展脉络，对全面认识和展现中华文明有着重要作用。

《金史》列传第七十三部分有对西夏礼乐的概括：“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盟为友好，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回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4]西夏在立国前期历经多个阶段的变迁，此时的西夏一直处在汉唐疆域之下，故延续着中原礼乐。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礼乐已初具雏形。《隋书党项传》所载：“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耗牛尾及钻新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耗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稿。其俗淫秽烝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5]党项民族以游牧为主，幅员辽阔，人员众多。虽相较于早已褪去原始外衣的中原王朝而言，其生产方式显得落后，但原始的祭祀礼仪却一直留存于部落之中，且出现了琵琶、横吹、缶等祭祀用的乐器。

此后党项族经历了由氏族为基础的单一部落走向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也逐步由分散在诸野中的民间礼俗音乐转向更深层政治层面的礼乐。据《旧唐书》记载：党项有八部，其中每种姓氏各自成部落，一个姓氏之中又分小部落，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参差不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律氏、房当氏、米禽氏及拓拔氏，其中拓拔一族最为强盛。也正是拓跋氏开始逐步建立与中原的联系，接纳并模仿中原礼乐。僖宗中和年间，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多次起兵助唐平息战乱，遂被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李”姓，并钦赐“鼓吹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五人。但以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筚篥、桃皮、茄、笛为器。”^[6]这是唐朝根据朝廷礼仪，为节度使衙署配备的礼乐器。五代纷乱，拓跋氏迅速跟上变化，臣服于每一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割据政权。但也由于战乱以及统治者善依附的政策，西夏与唐可谓世代交好，安史之乱造成大唐危局，而党项在此时义不容辞保卫大唐边疆，后内迁逐渐与内地汉文化接通。唐代虽然在武功及疆域上对西夏有所防备，但是未对西夏发布限乐的禁令，因此可以说西夏与中原礼乐正式的接通始于唐代。唐代是历史上以礼乐为兴的朝代，其在乐队编制中对乐器的使用、排列、形制、乐工的数目、乐律等有着严格的规定，西夏此时也是全权照搬了此时的大唐礼乐编制。另外，唐代盛行的宫廷乐舞作为唐礼乐文化的重要一环也曾与西夏曲子相互交融，《凉州大曲》便是融汇中原以及西夏等西域各国所形成的大曲。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汉唐中原礼乐观为西夏礼乐建设奠定了基础。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此时中原王朝出现新的转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此时的中国实际处在辽、宋、西夏、金等多政权鼎峙而立的局面，民族矛盾尤为明显，党项也从此时开始逐步走向独立。西夏李彝兴依附宋朝，之后其子孙、李克睿、李继筠在位时间均不长，且始终以软弱割地的政策依附于宋。直至公元985年李继迁开始发动战争对抗宋朝，并依附辽国。此后宋、夏展开多次战争，直至公元997年太宗驾崩，宋真宗继位，其对西夏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夏开始逐步强大，雄踞西北，占据河西走廊，大量学习宋朝礼制。

后李德明即位，亦采取依赖辽朝、归附宋朝的政策，同时注重内政的稳定与和谐。德明为示对大宋的诚意，献予500余马匹，宋朝则回赠了奉、袭衣、金带和器币等物品以谢礼。宋朝派吊唁并兼颁诏重任在肩的官员前来，李德明以隆重的礼乐迎接，并将其引至其母灵前。这一幕不仅是对逝者的哀思，而且是对儒家礼乐文化的深刻践行，体现了与中原相近的礼仪规范。德明被辽朝封为夏国王后，便动用数万民兵在延州西北的傲子山上修建宫殿，宫殿绵延20余里颇为壮观，后每每出行至傲子山行宫时，便“大辇方舆，卤簿仪卫”，规模与大宋皇帝极为相仿。总之西夏在立国前已经做好全权准备，且已经具备一个王国所需要礼制与乐制。51岁的李德明在完成了各项建国称帝的准备后，其子李元昊开启了西夏王国的历史篇章。

一代有一代之礼乐，历代制作礼乐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政治局面的安定程度，国家的经济水平，皇帝、官僚集团内部和士大夫阶层的礼乐观念，社会的音乐风气，乐师工的乐水平，等等。从周礼的观念观照西夏礼乐，番、俗“双峰并峙”和中原、西域“分流互渗”是西夏礼乐的基本特征，西夏礼乐文化也体现出番汉二维结构特征。大体上说，西夏礼乐包括中原汉礼与党项本民族番礼两部分，而这一转变正是在西夏开国后逐渐完成的。

公元1038年的辉煌时刻，李元昊于兴庆府之南郊精心构筑了一座巍峨庄严的祭台，在四周环绕悠扬乐声的见证下，元昊坐上了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预示着西夏国这一新兴政权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正式宣告成立。为摆脱宋、辽王朝的羁管，建立独立的党项民族政权，元昊做出了一系列突出党项本民族的政策措施。他向重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缚节繁音，吾无取焉。”^[7]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国中，照此实行，有不遵守者，以及族罪论”^[8]。元昊在礼乐制度的革新中，鲜明地彰显了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他摒弃了中原礼乐中繁复冗长的仪式，转而汲取并强化了番俗中激昂的战斗精神与实用主义。后据《闻见近录》所载：“宝元中，元昊始遣介，称教练都使，乞于其国中自称兀卒，又乞五音为六。”^[9]元昊又推翻自己之前的政策，又改五音为六音，而这本质是元昊为享乐而开的窗口。执政后期，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颂扬其祖先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与赫赫功劳，阐明西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呼吁宋朝政府承认其西夏国皇帝称号。表文中称：“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10]虽然最终元昊的礼乐改制未能脱离中原王朝的窠臼，但其对西夏本民族番礼的开掘，为西夏礼乐的基本特征奠定了基础。

李谅祚是西夏国第二位皇帝，薛都三年（1059年）正式执掌国事。谅祚十分倾慕宋朝，派遣使臣上表宋朝，称“窃慕中国衣冠，令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11]，欲在夏国废止“蕃礼”，改行“汉仪”，这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支持。其改制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恢复唐僖宗曾赐“李”姓，试图与中原回到汉唐旧疆下的友好关系。其二，号令西夏国民停用番礼统一改用汉礼，该穿中原衣冠服饰。其三，接纳并学习中原王朝礼仪文化，向宋朝乞要工匠、伶人（乐人、乐官）等，以中原汉礼迎送各国使者。

乾道元年（1068年），谅祚长子秉常继位，号惠宗皇帝。秉常继位时年仅8岁，故实权掌握在其尊母梁氏之手，夏国形成以梁太后及国舅梁乙埋为首的母党集团。梁太后摄政的第二年，因其落后腐朽、唯我独尊的思想，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于乾道二年（1069年）七月，假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在西夏境内废除“汉礼”而恢复“蕃礼”，并得以允许。秉常16岁时，梁氏不得不将政权归还给他。秉常试图化干戈为玉帛与宋议和，酷爱中原文化的他再次恢复汉礼。据说其亲信李青常利用出征之便，为西夏皇族在宋朝境内招买乐伎。又据《宋史·乐志》裁：“四夷乐者，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12]这一史料从侧面反映出西夏早期礼乐制度已具备汉藩合流之势，献出42人也可窥探其本身礼乐规模之庞大。秉常执政后期，彼时梁氏母族提拔亲信，排斥异己，再次干预政权，加之宋代力求攻破西夏，宋夏战争频频爆发。元昊所改制的礼乐此时沦为末流，不再被人们关心与提及。

西夏建国中期，统治者旨在故国大业的维护上，尽量避免战争，西夏经历了一段和平岁月。政治局面的安定使得统治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家法礼、文化的建设上，开始从国家层面对西夏礼乐进行定制与实施，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融入番礼。此期，统治者试图通过汉代儒学寻找西夏礼乐建设的文化资源，依托儒家礼乐文明不断强化西夏礼乐文化的内核，扩大西夏礼乐制度的外延。

李秉常逝世后其子李乾顺即位，并于永安二年（1099年）剔除梁氏母党重掌西夏朝政大权。乾顺皇帝崇尚儒学文化，自他亲政伊始，便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在夏国境内掀起一股祟尚汉文化的风潮，旨在涤荡旧日之陋习。永安三年（1100年），乾顺巧妙借御史中永薛元礼之睿智之笔上书，为儒学在夏国的广泛传播铺设了坚实的基石。薛元礼上书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13]只有重新延续中华儒学，加强礼仪教化，才能改变西部地区的不良风气。乾顺下令在西夏建设“国学”，教授汉文化。如周礼教育一般，挑选士大夫贵族子弟，建立“养贤务”，培养了一批礼教人才。乐教是儒学教育中十分紧要的一环，想必这一批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夏礼乐的发展。此外，乾顺皇帝个人也十分崇尚雅正规范，曾借灵芝的生长作为祥瑞之兆，召集百官庆贺，并创作了《灵芝歌》与大臣们酬唱。

仁孝即位，他对礼乐儒学的崇尚甚于前朝，他希望将西夏建成一个礼仪之邦，于是便大刀阔斧地推进西夏礼乐建设。执政伊始，仁孝便缓和了与南宋断交的历史局面。仁孝心系正朔曾多次遣使入宋参加宋朝礼乐盛事。如人庆元年（1144年）曾派遣使者携马匹、珠宝、绫罗纱等厚礼入宋贺宋孝宗生辰天申节。宋代十分重视帝王的圣节仪式，《宋史》记载：“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14]可见仁孝时期西夏遵循着中原外交礼仪及相关的礼乐仪式流程。

在仁孝的治世之下，儒学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而且其繁荣景象更是蔚然成风。回顾华夏千年历史长河，将孔子祭祀提升至至高无上地位，并加封为“文宜帝”之殊荣，唯西夏一朝独享，此举深刻彰显了儒家文化在西夏的非凡地位。礼乐制度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与实践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不仅深刻洞察到音乐所蕴含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而且将其视为“六艺”之核心，亲自传授于弟子，以此培育他们的全面素养。在孔子的论著中，“礼”与“乐”常被并论，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5]“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16]“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17]等观念，深刻揭示了礼乐对于治国统政的深远意义。鉴于此，仁孝时期对儒学的尊崇与学习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礼乐文化的建设。

此外，仁孝皇帝曾下令，委任乐官李元儒依据宋代乐书重新编纂西夏乐律，历经三载寒暑，终成《新律》一书，并随《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一同颁布，正式将“礼”纳入“法”，从法律层面规定西夏礼乐的具体实施。新律融入中国传统乐器律道，体现出对唐、宋两代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同时汲取了党项民族独特的乐器形制、音律规则以及根植于本土的音乐智慧。具体而言，新律的创立是对外来音乐理论体系的一次本土化改造与再创造。它不仅仅是对唐宋音乐成就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党项民族深厚的音乐传统与审美偏好，进行了细致地筛选、融合与重构的过程。新律的制定彰显了西夏社会对于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与深刻理解。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上的革新，而且是西夏王朝本民族文化自信与对中华礼乐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通过“采本国制度”，即依据民族的自身特点与需求来构建礼乐体系，西夏成功地将音乐艺术与国家治理、文化传承紧密相连，这也表明这一时期的西夏礼乐制度逐步过渡至自然成熟。

仁孝去世后，其长子李纯祐即位。纯祐归承父亲仁孝遗志，对汉礼情有独钟，遗憾的是此时实权掌握在罗太后手中，她粗暴地恢复了党项传统的番礼格局，因而对汉礼兴趣寥寥，致使西夏礼乐走向下坡。

第七任皇帝李安全篡位后，金朝正式派遣使者到夏国册封他为夏国王，安全以庄重的礼仪接待了金朝的册封使者，此后西夏与金国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关系，聘使络绎不绝。其后遵顼、德旺和末帝李睍时期，天下局势日益动荡，彼时的西夏政权内外交困，政权每况愈下，以至礼崩乐坏、礼义堕废。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观遣使赴金国，以中兴府被围，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到第二年，夏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金哀宗却突如其来地向西夏派遣使臣恭贺正旦，然此时夏国忙于守城的军务，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彼时，西夏末帝降于元，西夏灭亡，西夏礼乐淹没于历史的车轮之中。

北宋诗人沈括曾描述边关战景“万里羌人尽汉歌”，当我们今天回溯这个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王朝近二百年里礼乐发展的历程时，尝试探其原本样貌，所谓“万里羌人尽汉歌”仍不乏是对西夏礼乐华儒内蕴的最精准、形象的概括。西夏礼乐是在中华民族传统礼乐的基础上成长的少数民族礼乐实践，在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对中华礼乐的认同、延续与融汇贯通。

“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18]学界已从帝统观念、华夏意识、民族认知等多角度论证了西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夏也自称党项之先出自炎帝同属华夏一脉，那么这种认同同样也体现在制度文化之中。中国古代寓“诗”“礼”于“乐”，以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本国《宫廷诗集》为例，可彰显其“从周”之志，颂诗追怀商周礼乐文明。《圣德天悦歌》唱：“国门事取礼尧舜一条心，民举礼，循道汤武一信念。”^[19]《处处显瑞歌》唱：“天上鸟王凤凰拜，地上兽君狮子跪。”^[20]《庄严西行烧香歌》唱：“万香象围绕似翰林，五更钟君旁鸣。鸟王凤凰神仙养，兽君狮子队列现。”^[21]《万花厅同乐歌》唱：“上身君王谴天，共乐理不可违。”^[22]“圣照皇帝与天地等寿，皇后父母与日月同光，圣乐宫内有何路？文武大臣，金益赐酒来恭敬，万花厅下设国宴，左右侍者，闻听大乐俱欢喜，一世遇此宴饮，乐悠悠！”^[23]这些宫廷诗集的唱词反应出西夏对成周礼乐的继承，诗歌中多次歌颂皇帝、尧、舜、汤、武、周文王等儒家中所标榜的圣明君主和孔子、孟子、屈原等华夏先贤，他们都是中原礼乐文化的重要表征。歌辞内容也多讲述君臣之间的朝拜、宴饮场面，彰显出西夏等级分明的礼乐规范，以“诗冠礼乐”表明西夏华夏正统的身份和对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

从存世的西夏文献来看，西夏的礼乐机构、乐队编制等基本脱胎于中原礼乐的程式。西夏自立国以后，便借鉴宋代官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职官体系，其中也包含西夏礼乐机构——番汉乐人院、教坊及西路乐府勾当所，其功用有三：一是负责宫廷的礼仪朝贺，西夏的“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在正月初一“群臣上寿用教坊乐”“设官县万舞”；二是用以娱乐、迎宾，服侍西夏统治阶级；三是研究音乐，番汉乐人院曾在仁孝旨意下于人庆二年（1145年）制定出乐律。此外，正如表1所示，对比宋代圣节、大朝会、郊祀、登歌等宫廷礼乐仪式中乐器使用可知，西夏礼乐活动中的乐器使用及乐队编制一如中原地区之丰富，与宋代乐队规模差别不大。（见表1）

表1　宋、西夏代表性礼乐使用乐器对比表

西夏在其礼乐建设中，不仅延续着中原礼乐传统，而且还开创性的将本族番礼融入进来。中原王朝秉持“天下中国”的宏阔视野，为归附的边疆民族及外国，赋予了一系列政治标签——外藩、内藩、藩国、藩服、藩礼等。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藩礼”成为了边疆各民族传统习俗的代名词。具体到西夏，其番礼不仅承载着党项族从崛起至立国之后的生产生活记忆，而且深深烙印着党项人的乡土情节，展现出浓厚的草原风情与游牧特色。这种文化渗透至语言、服饰、姓氏、信仰、祭祀等各个领域，是党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西夏建国后，围绕着番礼与汉礼展开了一场长久的辩论。西夏第一任国主李元昊首次提出：改革汉礼，加以番俗。遂于秋7月，更定礼乐。他将繁复的唐宋礼乐缩减，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强调体现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党项番礼。然而西夏第二位皇帝李谅祚则是极力向中原汉礼靠拢，他曾多次向宋朝表达仰慕中原礼仪文化的态度，并采取各项措施在举国上下推行汉礼。此后西夏母党梁氏一族腐朽地坚持唯番礼可在夏国施行，而年轻的帝王则是欣然接受并推崇汉礼，后历过长久的斗争，最终在李仁孝执政时期，汉礼取得最终胜利，成为西夏王国官方规定的礼仪典章制度。然而此时的西夏礼制在经百年历史之变革后已成为元昊所期望的那个“道在宜民，战斗为务，忠实为先”融入党项番俗的汉礼。也正因如此，西夏的礼乐在以华儒为内核的同时体现着忠实于党项民族的审美心理、审视习惯的民族性所在。这一场“番汉之争”实为礼制整合之序幕，虽缺具体礼典文献，却悄然构筑西夏礼治之基，使官方礼仪变得成熟起来，使西夏礼乐文化融汇贯通中原礼乐与党项文明。

周公创礼乐，铸就华夏封建制度之灵魂；孔子以仁释礼，将礼乐制度升华至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以至形成中华礼乐文明。西夏礼乐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分支，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柞、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改革，到了仁宗仁孝时期，已臻彬彬之盛，存世的西夏宫廷诗集、敦煌乐舞壁画等反映出昔日西夏礼乐建设的辉煌繁盛，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明里程中的辉煌一页。

那么西夏礼乐制度的意义何在？前文对西夏礼乐的梳理，提供了礼乐作为中华文明的分支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视角。西夏虽为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但其属于中华民族，西夏等少数民族礼乐与中原礼乐共同书写着中华礼乐文明。在西夏礼乐的发展中，深刻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体现在西夏礼乐建设对周礼的延续，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创新新体现在西夏在汉礼的基础上融入党项番礼；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则体现在西夏与中原礼乐数百年的交往之中。这一时期，虽事关天下局势的政治、军事斗争常有，但礼乐的交往从未中断。西夏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一部分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西夏礼乐的沿革、建设中表现得颇为明显。也正是在华夷正朔和现实政治的交互作用下，西夏构建出自身的礼乐之制和解说话语。从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西夏礼乐在更加深刻与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了拓展。在“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24]的传统社会中，礼乐最能表明一个王朝的精神内核与文明样态。礼乐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盛大繁复的音乐活动，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原始精神和构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发展的一条重要纽带。中华礼乐文明的形成也正是数千年中国境内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西夏在礼乐建设中反映出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发展礼乐不仅是政治策略，而且是出于西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热衷，以继承儒家的“礼”与“乐”来表明自己华夏正统的身份。其作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在浮尘乱世中发展中华传统礼乐的进步意义理应得到公平而充分的肯定。

注释：

[1]〔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36页。

[2]〔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36页。

[3]〔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6页。

[4]〔元〕脱脱等：《金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3035页。

[5]〔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5页。

[6]〔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8‒159页。

[7]〔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9页。

[8]〔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9页。

[9]〔宋〕王巩：《闻见近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4页。

[10]〔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5页。

[11]〔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56页。

[12]吉联抗：《宋明音乐史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261页。

[13]〔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胡玉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86页。

[1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第3359页。

[15]蔡仲徳：《〈礼记·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23年，第18页。

[16]蔡仲徳：《〈礼记·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23年，第7页。

[17]蔡仲徳：《〈礼记·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23年，第54页。

[18]〔清〕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031页。

[19]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20]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4页。

[21]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22]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3页。

[23]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24]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4页。

来源：《中国音乐》编辑部

文字：《中国音乐》编辑部办公室

制作：陈旭

校对：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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