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武术家石敬岩事迹考述(上)

体娱 2024-09-27 22:19 吉林

作者：马明达

明代是武术家辈出的时代，人物之盛，是前代所不及的。

明代武术家，除了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这样一些功业显赫、事迹昭然的军旅武术家之外，还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武术家。这批人中的极少数，因为自已有著述传世，所以一直为后世所尊崇,名声越来越大。如明末安徽的程冲斗便是如此。还有一小部分,我们从有关文献中能够得知其姓名，或者还能稍知其武艺生涯，如李良钦、李通、边澄、张松溪、洪转等，大致属于此类。虽然这类人物一般都无从考知其详，但他们还算是幸运者，因为绝大多数明代民间武术家都被历史淹没了，以至连一点点痕迹也无从寻觅。

明代末年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明自万历以降，朝政昏暗，国事日非。不久，后金国勃兴于辽水，农民军崛起于秦陇，天下要乱的形势基本笃定。这种形势使一些颇具忧国之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东南地区的一些年轻士人，抛弃了理学家重文轻武的陋见，把一部分精力用之于探研韬略和学习武技上来。这样,他们便接触到一些原本属于社会下层、士大夫不屑一顾的民间武术家，并且往往与这些很有些传奇色彩的民间武术家建立起很深的友情来。而这些本来也完全可能被历史吞没的民间武人，正由于结识几个文人或教了几个文人徒弟，通过这些文人的笔墨，他们的事迹和武艺居然被记载下来，从而在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有的还成了后世拳徒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明末这样的人物很有一些,而其中有两个人最具有代表性。一个是王征南。大家都知道,王征南及其“内家拳”，之所以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声望，关键在于他有幸结识了黄宗羲，又曾经教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习武，经黄氏父子为之揄扬，真所谓“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王征南这位实际上平平如也的民间花法武术家，今天成了许多人景仰不止、攀附不迭的古代武术伟人。另一个就是本文将要加以考述的石敬岩。

石敬岩大峪与王征南同时，都是明末东南地区的武术家。仅据我的粗浅认识，石敬岩的武术成就绝不比王征南低，他留给后世的武术遗产和有关他本人事迹的资料，也比王征南要多。然而，石敬岩身后却十分萧索，远不及王征南热闹。在现代武术界，王征南的大名近于无人不知，以“内家拳”自命的拳种不胜其多;而知道石敬岩的人就很少，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以石氏为宗的任何拳械流派。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主要不外乎两点:

其一，作《王征南墓志铭》的黄宗羲,是明末东南士人中的翘楚人物,又是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大师之一,黄宗羲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民间拳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墓志,乃子百家又笔录了王氏《内家拳法》，由是，凡读二黄文集者①，莫不从二黄的道德文章出发，对王征南肃然起敬。与之相比，表彰过石敬岩的几个历史人物，如钱牧斋(谦益)、陆世仪(桴亭)、吴殳(修龄)等，固然也都是明清之际的知名人士，但总的来看，德望学问都要比黄宗羲低一格。牧斋是明末文坛盟主，又是士林班头，是黄宗羲十分尊敬的老师，然而一顶“两朝领袖”的帽子，使他喑然失色。终生为发扬石氏武艺而孜孜不倦的吴殳，乃是一位“一生困厄”，又遭到世俗鄙薄的失意者，他虽在诗、史、武三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身后十分寂寞，名姓近于泯没。所以，如果说王征南是沾了黄氏父子的光的话，石敬岩则未尝不是因为吴殳而遭到不应有的冷落。

其二，石敬岩的武艺以枪法为核心，兼及刀法，要之，都是临阵实用的军旅武艺。他出身部伍而死于沙场，虽然也曾经是以教徒弟为糊口之计的民间拳师，但他的武艺基本上属于军旅武艺范畴。王征南则偏擅拳法，据载，他所传习的拳法不同于“主搏于人，人也得以乘之”的少林拳之类，而是武当丹士张三峰所传的“内家拳”。在古代武术领域里，如果以临阵实战之效来讲，拳是“无预于大战之技”，所以拳的位置远远低于实用的兵器,特别是在军旅系统里。因此，即使到了拳术已蔚为大宗的明代，它也基本属于民间武术的范畴。由此推之，王征南本人虽然有过一些奇异的战斗经历，但他基本上是一个民间武术家，只是他所传习的“内家拳”较之流行拳术稍有不同而已。清代中期以后，传统的军旅武术日益衰落，近代武器的发展，使古老的弓矢刀枪之类顿时丧失了当年的威风，只能悄然退出军旅而另觅蹊径。与此同时，早就具有更多一些体育因素的民间武术却勃然兴起了，并逐步发展成为几乎是包罗万象的近代武术体系。近代武术与古代武术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又存在着巨大差别，存在着形式到内容的各方面的不同。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古代武术以军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近代武术则以并无攻城野战之用的拳术为主体。从形式上看,前者以若干单个的实用方法(吴殳称“行著”)为主，而排斥“套子武艺”;后者则以套子为主。武术的近代化是武术自身适应历史变化的结果，是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武术能够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石敬岩的消沉和王征南的显露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许就是古人常说的“人之显晦。固有时也”。

当然，我们不是要对石、王二位古人强加高下。这二位古代武术家各有千秋，都应当深入研究，并给予公允的评价。历史是曲折的，其现象往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以至于令人啼笑皆非。石敬岩的大名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南故老犹能言之②,后来便终于寂然无闻了。随着军旅武艺的衰微，石敬岩及其石家枪都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了非仔细磨洗则不辨其年代的沉沙折戟。这一历史的判决固然严酷,但大体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则,符合武术演变的规律。与之相比，当初名声远较石敬岩为小的王征南，现在可以说是热极了。黄百家的一本《内家拳法》，给后世武术界带来了内家、外家的纷争并进而衍化出与武当、少林有关的无数光怪离奇的说词，自然王征南也就被自称为内家子弟的人们奉之为不兆之祖，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与其说是武术家，毋宁说象教主。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自然是武艺修养并不很高的黄百家所始料不及的。对王征南这位历史人物来说，固然身后走红是一件幸事，然则红得到了与其本人并无多少关系，而实际上成了某些人的字号和商标的时候，这个红法也的确出了格，王征南如果有知，又未尝不为之茫然。于是，我们以为，石敬岩被人们遗忘了三百年，但人们一旦从记忆中找到他时，他的形象是清晰的，人们很容易认出他来。王征南走红三百年，现在几乎是武术界无人不知的名人，然而他的形象是模糊的，要看清楚他的真实面孔，反而需要下一番大功夫。前面我们说“人之显晦,固有时也”,现在又可以补上一句:“一显一晦，难云沉浮。”

今年是石敬岩去世三百五十周年。从政治上看，石敬岩的死似乎没有值得纪念的意义，然而，石敬岩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古代武术家，一位在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往往十分复杂，如果我们把一时难以论定的某些问题先搁置一下，但从一个武术家的身份来看待他，石敬岩又未尝不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区区此意，请读者察焉。

二
石敬岩，名电，江苏常熟人，死于明崇祯八年(1635)，死时年约六十开外。据此上推，他的生年约当隆庆、万历之际。石敬岩死时的年龄有两说，陆桴亭说“年已七十余”，吴殳说“年六十外”③。二人虽然都曾追随敬岩习武，但吴殳的说法更切实际，故从吴说。

石敬岩的出身也有不同说法。明季文坛盟主钱牧斋(谦益)曾写过一篇意在表彰敬岩死节的文章，叫《石义士哀辞》④，讲石敬岩出身于“丐户”。所谓丐户，是起源于元代的一种最受歧视的城镇贫民户，相当于贱民。丐籍世代相传，入明后犹存，尤以江南常熟、昭文二县为多，直到清代雍正八年(1730)才获免籍。所以钱氏《哀辞》一起笔就写到:“所谓丐户者，吴人至今犹贱之，里巷伍陌莫与之接席而坐。”关于敬岩出身丐户的说法，亦见于屈大均(翁山)的《四朝成仁录》卷十二《石电传》，及查继佐的《罪惟录》卷十二《石电传》。

钱氏《哀辞》透露，敬岩生前曾追随过钱氏。另据黄宗羲《王征南慕志铭》载，经宗羲之弟晦木的引荐,钱亦曾接纳过“未尝读书”、“贫困无聊”的王征南。以东南人望之最又官居要津的钱牧斋，居然乐意与石,王这样一些下层人物相过从,这倒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很值得深入探索其究竟。然而钱氏以敬岩为丐户之说，的确令人难以信从。

首先，钱氏《哀辞》起笔就写丐户之贱，再引出他与敬岩的交往，颇令人感觉钱氏有门标超群脱俗之嫌。钱氏似乎也有风流绝俗的一而，其晚年与柳如是的一段姻缘，就很能表现他的名士作风。但石敬岩终不能与柳如是相比,后者是色艺双绝的名妓,前者则是“长身赤髯”的武夫，二者毕竟大不相同⑤。而钱氏又确有重名轻义的短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写敬岩也顺便抬了自已。至于丐户之说，可能来自于传闻，牧斋对此说的真伪是没有兴趣的。

其次，与敬岩有过二年师徒关系的陆桴亭在其《石敬岩传》里纠正过钱氏的说法⑥。他说:“公(敬岩)……先世为元大臣,国初抑之为贫户。太史(牧斋)谓元时丐者误也。”我以为陆氏之说可信。其一,据钱、陆、吴诸人共言,敬岩曾于万历中从都清道陈监军征讨苗民起义，以功受职为都司参将。后来曾在真定巡抚韩晶宇府中学练枪法.钱氏说他“有善枪者，典衣裹粮，不远数百里，尽其技而后已。”又说:“所至尽结其豪杰，诸无赖恶子具牛酒，持百金愿交欢，石君掉头去之，唯恐不速也。”这些经历气度，绝不像一个籍在丐户的人。

其二，终生奉敬岩为宗师的吴殳，乃是一个才具特异又毫无道学家气息的人。作为系统接受并发扬敬岩武艺的人,我以为他对敬岩的记述最称翔实,然则吴殳从来没有提到敬岩是丐户。假如敬岩确为丐户出身，他会直言不讳的，我相信这一点。其三，清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二十八“人物”有《石电传》，该传不言敬岩是丐户出身。

我以为敬岩祖上是元代大臣的说法很可能出自敬岩本人，似有可信处。敬岩有可能是蒙古或色目的后裔。入明以后，蒙古人、色目人在明初的压制政策下大大衰落了。不少当年的世胄人物、军官子弟都走上靠武技谋生的道路，有些凭军功而再度崛起，有些则沦为社会上的武术职业者，其身份自然比较低下。如明代有名的“沙家竿子、马家枪”之类，大抵皆属此类人物。很有可能石敬岩就出身于一个元代有地位、入明后衰败了的世代武艺之家。因其贫困，故有丐户之说。他“长身赤髯”的状貌不是也多少透露出他族源问题上的一些消息吗?

根据现在所看到的资料，石敬岩的经历略可稽考者有这样几点:

万历年间,常熟发生“盐盗”薛四彭等人引起的动乱,县令耿橘召募勇士将薛四彭击毙，石敬岩是应募的勇士之一。陆桴亭说:“应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击剑之术。”所以敬岩的剑法实为耿橘所授。而吴殳说:“敬岩自少时受双刀法于本县令君耿橘，少不如教，为靴尖所蹙者不可胜记。日后出塞征苗，只以双刀临阵。”

耿橘，字廷怀，号兰阳，河北献县人。万历二十九年登进士,初任尉氏县,后调常熟县，为官清正，政声很高，后升为监察御史。耿橘是著名理学家，曾主讲虞山书院⑦，又精通武艺，教石敬岩习双刀法，在明代理学家中的确是不多见的文武通才。

万历三十七年已酉(1609)，敬岩曾随都清道陈监军征两江苗民。“公被重销先登，挥三尺铁入万众中，遂破同安诸寨，以功至都司参将。”这是陆桴亭所言。钱牧斋则说:“万历中，应都清道陈监军募，督兵攻同车诸寨，功多，当得官，谢归。监军没，来依余。醉后辙鼓腹笑日:石电非轻为人醉饱也。”

敬岩从征苗民一喜,尚待考诸史籍。陆桴亭为敬岩作传在牧斋作《哀辞》之后，凡与牧斋抵牾处,都有纠正钱说的意思。但他说敬岩积功至都司参将,这妤象不大靠得住。敬岩在陈监军死后投依牧斋,看上去很象是陈监军的私从,是随军教师一类身份。明代军中确有这种人，如俞大猷军中的李良钦便是一例，成继光军中亦多有武技教师。这类人大多来自民间，不是职业军人，也没有什么明确军职，军主可能给予某种礼遇，但其身份比较低下。我以为敬岩在陈监军处吃的正是这行饭，监军一死，只得另觅出路。牧斋所谓“功多，当得官，谢归”，也不免有为之虚美的地方。

崇祯六年癸酉(1633)，敬岩到了江苏昆山县，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在昆山，他教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多成为学术上有成就的名士，从而使得敬岩名传后世。更重要的是,敬岩的武艺找到的理想副继承人,这就是我们在前所提到的吴生。对一个身在草莽的古代武术家来说，这一点太重要了，得到一个杰出的学生，便可以使本门武艺发扬光大，否则多半是与草木同朽了。当然，前提是本人确为此道中的高手，而非故弄玄虚的江湖把式。以敬岩的苦心孤诣，得到吴殳这样的高材弟子，在中国武术史上堪称极不多见的佳例。

先看看陆桴亭在其《石敬岩传》里的一段记述:“崇祯癸酉，平湖沈公萃祯备兵吾娄，时江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东南技勇练兵，敬岩应邀而来，同时来者有曹兰亭、赵英及少林僧洪纪、洪信之属。独公称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余，犹力举千伪，盘舞丈八蛇矛，龙跳虎跃，观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枪，妒公，愤言于众，欲与公较。公与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余念时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则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岩而问技焉，三年中颇得其术。”

吴殳《峨眉枪法·石敬岩枪法记》云:“崇祯癸酉,敬岩至娄，寓极本寺。余约同里夏君宜、玉如、陆桴亭拜学焉。玉如、桴亭与余同辛亥生，君宣长一年。二夏之居与余仅隔一墙三人晓暮习练，桴亭居稍远，数日来一习手足，视三人稍疏。”

敬岩是崇祯癸酉(六年，1633)到的昆山，乙亥(八年，1635)二月战殁于安徽。在昆山教吴、陆、二夏习武，首尾只二年。吴殳说:“予受敬岩戳革之法，练习二年，手管粗得柔熟。”又说:“癸酉、甲戍，练戳革无间时者二年。”桴亭说“三年中颇得其术”，显然多说了一年。此外，依吴殳所述，诸人拜敬岩习武，吴殳是发起者，事实上他也是四人中习武最有成就的一个。桴亭则因为居住稍远，只是数日一来，“视三人稍疏”。然而桴亭只讲自已“乃延敬岩问质焉”，不提同学者还有吴殳与二夏，不提吴殳，很可能出于对吴殳的偏见。吴殳出身寒微，本籍太仓，因作人赘婿而移籍昆山，这在当时就遭到世俗的冷眼⑧。加上桴亭颇以理学正宗自许，视学涉百家、兼及释老的吴殳为杂流，二人思想与学术分歧又确实很大。可能因为这些原因，桴亭不愿写下他与吴殳曾同为敬岩弟子的这层关系。既然不提吴殳，二夏也就从略了。事实上桴亭对夏玉如很敬重，他的《年谱》和《行实》都曾提到与玉如师事敬岩“习武艺”。崇祯十四年(i641)四月间，玉如以“好勇不慎”而染疾，吴殳曾约桴亭一起去看望他。过了五年，至顺治二年(1645)，出门半年多的玉如突然回来，原来他已仗剑从戎，曾“孤身北侦”，归来为同学们讲述清军占领下北方的情况，接着他又要去扬州投效史可法⑨。足见玉如是个血气很盛的志士，敬岩的弟子中只玉如一人将所学武艺用之于爱国事业。

与敬岩同到昆山的儿个人，曹兰亭，他书未见记载，不详其身份，从桴亭的文字看，似武艺仅次于敬岩者。赵英，他书皆作陈英，当桴亭记忆失误。少林僧洪纪、洪信，洪纪当即吴殳《手臂录》及其他书中所见的洪记，洪信情况不明。洪记是敬岩的朋友，曾向敬岩传授枪棍法。后来二人一起去真定拜访著名枪家刘德长，洪记功夫“少林推第一”，所以见德长后“意殊傲蔑”，结果败在德长枪下，乃与敬岩同拜德长为师。二人从德长凡二年，敬岩枪法大进，成为刘氏入室弟子;洪纪则不及敬岩，是故以后同到昆山时，不能不以敬岩为首了⑩。另外，桴亭所说那位不服气敬岩而又不放比武的徽人程某，很像是休宁程冲斗家族中的一员，当时程冲斗已经过世，但程冲斗的枪名远播大江南北。程氏是大族，其子弟辈习程氏六合枪者又很多，所以“徽人程某”很可能出自程冲斗家族。桴亭专记此事，未尝没有贬低程冲斗而抬高石敬岩的隐意，后来吴殳在书中对程冲斗系统的枪法屡有贬词，这与桴亭是一致的，恐怕未必来自于敬岩，乃是一种门派意气。

敬岩在昆山的二年中，与吴殳、二夏、桴亭等一班弟子的关系相当密切，几乎是朝夕在一起教习武艺。当时，整个北方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关外满族也在秣马砺兵，准备随时入关收抬残局，崇祯统治下的大明已岌岌可危，只有江南还大致安定。吴、陆诸人都是才具杰出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习武，自然是有鉴于时局之危,打算为朝廷效命。敬岩虽然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职业武师，但他的脚根也站在朝廷一边。然显，敬岩与吴、陆诸人思想立场的一致性，是他们师徒十分相得的基础。此外，对敬岩的武艺和遭遇，吴、陆等抱有同情并为之愤然不平，这不但表现在吴殳在几十年以后为敬岩所写的一系列文字中，也表现在桴亭赠给敬岩的一首诗里。诗载悍亭《诗集》卷一，赠诗的时问正是桴亭等从敬岩习武的崇祯癸酉、甲戍之间:

赠敬岩将军

敬岩剑槊为天下第一，予从之受学，惜未尽其术，

将军结发已从戎，四十余年立战功，

十月冰雷孤寨外，九秋风雨百蛮中。

但期戮力同刘杜，岂料终身类李冯!

执政无人君应恨，江湖知巳尚难逢，

据桴亭自注:“但期”一句中的“刘、杜”，是指明将刘挺、杜松。二人均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进攻后金的萨尔湖之役中阵亡。刘继是抗倭名将刘显之子，勇悍敢战，善用大刀，当时为辽阳总兵。杜松是陕西榆林人，在陕西身经百战，威名赫赫，后调为山海关总兵。桴亭注云敬岩曾与二人同事，这似乎隐约透露敬岩也曾参加过明朝对后金的战争。总之，对敬岩的深切同情，构成桴亭此诗的主题。敬岩有四十多年的军旅经历,本来一心许国，希望同刘、杜一样既得到国家重用，也甘愿为国家血染疆场，不想“执政无人”，敬岩的才略和壮志均遭到无情埋没，最后竟沦落江湖。桴亭在不平之余，想起了汉代李广和冯唐，他以为敬岩的遭遇正如同李、冯。最末一句,说即使身处江湖，也难得碰到一个知己。言外又以敬岩知已自许。应该承认，吴、陆等排除社会上的陈见，对一个江湖武师执弟子礼，并对之表示同情和敬仰，对敬岩来说，称得上难得的知己了。

崇祯八年乙亥，明末农民军在荥阳大会后，张献忠一支独自挥戈东向，向两淮流域进军。农民军攻庐州、舒城俱不下，转而克庐江等城，一时江南大震。明应天巡抚传檄苏州卫世袭指挥包文达率本卫兵进援桐城。时在昆山的石敬岩等随包文达驰援，在宿松与义军遭遇，包文达全军覆没，敬岩亦死于此役。关于这场战争，许多晚明史籍都有记载，对于敬岩的死，则陆桴亭《石敬岩传》和钱牧斋《石义士哀词》记之尤详，兹将桴亭所述录之如下:

“甲戍，流寇躏中都，困桐城，公与游壮士赵英从指挥包文达公援，要公与俱，公辞以老，英日:‘我辈平居，以公为瞻，公不往，我辈何所恃?”遂强公行。二月十二日，追贼于宿松，贼伏山谷中，空城以诱。我师轻进，贼伏起，断中坚为二，文达死之。公与英犹未食，分左右奋击，自辰至脯，杀贼无算。英马蹶被执，公大呼往救，枪锋所及，无不披靡，围散复合者数。已而枪折马毙，公挥短刀步战，犹力杀数十人，至死不仆,初公与予论马槊，谓马上犹马上箭，对糧抹靴乃可发枪，若分琮者全持马力，倘敌马力强，能折人枪，故马槊以浑铁为贵。公之死，卒以围合敌众，枪力不及，而贼马又甚强。皆如其所论云。死之日，皖人异之，招其魂祀之余忠定庙下。吴人陆嘉颖赋诗哭之，买隙地具衣冠以葬。”

桴亭所述可谓详矣，但略有失误的地方，也有需要补充的地方。首先。敬岩之死在崇祯八年乙亥，而非七年甲戍，对此，各家记载都是一致的，显然桴亭有误。其次，敬岩死后，皖人祀之余忠宣公祠，而非余文定公祠。余忠宣公，即元末“节烈”名臣余阙，其事迹载《元史》本传。关于敬岩的死状，《苏州府志》、《常昭合志》及钱牧斋《石义士哀辞》均言被农民军“围而斫之，头既断，犹僵立为击刺状。”唯《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载:“石电等下马奋槊步斗，贼骑堕地纷然。迥马遥环之，令刀槊不得及，发矢如飞蝗。(张)国维发兵不给甲，电等皆中箭死。”吴殳是《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之一.他是明亡后最早撰写“流寇史”的史家，又是敬岩的弟子，相信这段文字必出自吴殳之手。而吴殳的记载更少一些文学色彩,比较真实可信,与之相比,其他各家“死而不仆”的记载,类同小说，殊难从们。
出身寒微而一生潦倒的石敬岩，最后竟充当了腐朽已极的大明王朝的殉痒品。直到以花甲之年战死沙场之时，他并没有食大明半斗俸禄，身份是包文达的“客”,是“东吴义!”。这真是一个可叹的悲剧。他的死，为自已争得一顶“义士”的桂冠，连大名鼎鼎的钱牧斋也为之殷殷立传，然则仅仅几年之后，钱牧斋们便纷纷投到大清王朝的怀抱里去了，做岩九泉有知，不知当作何云?不过他的弟子们总算不负乃师苦心，桴亭入清后义不出仕，以讲学著书终老乡里。桴亭是清初最有成就的思想家之一。可贵的是，有鉴于明儒空疏之敞，他极力阐扬学以致用、文武并重的思想，与同时的北方学者颜习斋所见多合，他这一思想不能说没有来自于石敬岩的因素。吴殳“革代之后，心如死灰”⑪，差不多一直是一个穷愁潦倒的蒙馆先生，间或为达官新贵们代笔写点应酬诗文换碗饭吃。虽然他学问十分博洽，学术声誉很高，相与过从者也不乏当朝名公臣宦，然则他终不肯通过寅緣或科场来出仕新朝，最终保住了自已“遗民”的气节，老死于穷困之中。这点精神，是当时一大批遗民所共有的,但具体到吴殳身上，要看到有敬岩影响的成份。因为吴殳对敬岩感情极深，他是敬岩唯一一个传派弟子,敬岩的武艺之所以传之不朽,几乎是全仗了吴殳这个耿耿不忘师教而又才华横溢的高足。

牧斋以“性椎鲁，重然诺”六个字概括敬岩的为人，敬岩必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

据牧斋讲，敬岩有一个好朋友，姓孙，吴淞人，“家!江干，败屋破扇，妻子铁饿，傍近侠少皆兄事之。”看样子也是敬岩一流人物，较之敬岩尤为落拓。崇祯二年十月一日，清军突然攻入畿辅地区，兵临京师，朝野震恐。此时，敬岩与孙某曾到京师拜访牧斋。牧斋未言石,孙突然来访的原因，可以想见必是为牧斋安危而来,足见敬岩对牧斋以往的礼遇有图报之念。崇祯三年清兵退回关外，孙生客居长安,曾独出蓟门,打算尽历关塞，旅途中碰到山水暴涨，阻断道路，竟冻饿染疾而卒。孙某死后，敬岩“哭之恸，久之忽忽不乐。”他说:“孙兄死，电无可与共死者矣!”石、孙二人的贫中交很有点古侠士的流风余韵，亦可见敬岩作风之一斑。

敬岩的赴死宿松，也可以说是为了义气而自找的。当时，张献忠大军扫荡了明室祖陵所在的风阳，负有守士之责的巡抚扬一鹏等纷纷逃遁，敬岩不过一个普通老百姓，朝廷又从来没有厚待过他，驰援一事与他并无关系。敬岩自已也曾说:“吾老矣，不食军门升斗粟，奚而往?”然而，就因为陈英等讲了儿句“我辈平居以君为眉目”的话，敬岩便慨然而往，结果死小非命，且极不值得。大概昆山诸子对他的敬重,也与敬岩这种豪侠作风有关,毕竟“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的气概并不是每一个习武者都有的。敬岩死后，桴亭写过两首挽诗。桴净本不以诗名，两诗却很能表达桴亭对敬岩的痛惜之情，读之令人心恻。谨录其一，作为本节的尾声:

“白水黄沙战骨寒，天阴磷火自成群。可怜无数沙场鬼，头白如霜独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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