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提升幸福感的一切
1
安房直子的《黄昏海的故事》这本书，我一早看完了。
但我之前有些犹豫要不要分享这本书。
因为书中有一个故事，我读完感受会有不适。
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我感情上排斥它，那么我就绕开它，不去写它。
但过了两周后，我依然会时不时想起它。
我于是觉得，我需要面对我的不安，去思考是什么让我不舒服。
那个故事叫《黄昏的向日葵》。
「向日葵是黄昏时做梦。」这是故事的第一句。
我读到时，觉得美得像诗，也会让我想到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那句「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
接着往下读，向日葵会在梦里遇到一个白衣少年，这少年总是匆匆跑过她身边。
当向日葵化为黄衣女孩后，她问少年，你如此着急是要去哪里。
少年说，要去见一位跳舞的黄衣少女。他没钱进剧场，只能在少女进后台时看一眼。
之后有天，少年说自己被人追，求向日葵女孩救救他。
追少年的一大群人赶到后，问女孩有没有见到那白衣少年，说他是位疯狂的舞迷，在后台入口处用匕首刺向了跳舞的少女。
向日葵女孩给追凶者们，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在帮少年把人引走后，故事里写女孩的心情是：「慢慢地涌起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这喜悦让我不安。
而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发生在黄昏的梦里头呢，还是真事呢？
向日葵不知道。结果直到度过了那个夏天它也不知道，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它蔫了，枯萎了。」
2
当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我不适时，容易想到的原因是：
向日葵女孩在明知白衣少年是凶手时，选择庇护他，而不是帮那个被刺的跳舞少女抓住罪犯。
故事里没有对少年的暴力行为作出直接的批判，反而突出了少女对他的「保护」。
但为什么帮犯罪的男性逃脱惩罚，会优先于帮受害的女性讨要正义？
为什么对施暴者的同情，会优先于对受害者的关注？
这似乎淡化了男性暴力的严重性，让女性被害者成了被边缘化的存在。
我会觉得这种叙事选择，可能会在无意中强化了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轻视。
故事里，与「女性生命之轻」形成一体两面关系的是，「男性生命之重」。
故事里，在白衣少年朝向日葵女孩求助时，安房直子是这样描写女孩当时的心理的：
「仿佛觉得自己成了少年的母亲或是姐姐就是舍命也要保住他···」
在这里，女孩已经把少年的利益置于自己之上。
而到了后面，随着情节发展，揭晓男性是犯下罪行而逃亡时，我们发现，向日葵女孩也把少年的利益置于被他刺中的舞女的利益之上。
而在故事的结尾，当我看到向日葵女孩的枯萎，我会想，这是否也是她为遮掩男性罪行所付出的代价。
我会觉得这故事中存在一个令我不安的模式：女性牺牲自己和其他女性，来救赎有罪的男性。
这里也隐含了一种有问题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被期待承担救赎者的角色，即使是在面对极端暴力的情况下，女性也应该无条件地宽恕和治愈男性。
3
我逐渐想清楚了，我在阅读时不安不适的来处，但我又有了新的问题：
安房直子是因为性别意识的局限性，所以这样塑造故事吗？
还是她是想用这样的故事来揭露社会问题，展现「男性犯错，女性包容」这种情感模式的危险与不公？
我带着问题，又一次去重看了《黄昏的向日葵》。
重看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向日葵女孩和被少年刺中的跳舞女孩，似乎是同一个人分裂出来的两个形象。
安房直子在故事里，让这两个女孩穿着一样的黄色衣服。
同时二者又有截然不同的面向：
向日葵女孩是静的——她无法自由移动，只能守在原地；
跳舞女孩是动的——她可以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她们也分享类似的厄运：
当向日葵女孩希望自己也能跳舞时，安房直子是这样写她的心理活动的：
「自己那穿着黄色的裙子翩翩起舞的身影，浮现在了女孩的眼前。
可是，从舞着的脚底下，蹿起了比太阳还要红的熊熊火焰，烧着了裙子。不管怎么扑，一蹿而起的火焰，还是把女孩的幻想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此处已经暗示了当女孩跳舞时，会遇到的可怖遭遇。
我会觉得，安房直子或许感受到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一个女性追逐自由、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力，可能会遭到的打压和摧残。
而如果把向日葵女孩和跳舞女孩视为同一个人，那么她既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也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还是牺牲自己、包容男性的拯救者。
4
《黄昏的向日葵》里的女性角色，也会让我想到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少女小明。
小四在整个故事中被家庭、社会、教育体制等多方压迫，在反复感受自身无能为力的同时，不断累积愤怒。
最后他用匕首刺死了小明，边刺还边骂她「不要脸、没有出息」。
很多影评将小四的杀戮视作他对社会压迫的一种反抗，但问题是，他的反抗并没有直接指向压迫他的那些权力上位者，而是选择了少女小明。
把杀害女性美化为一种「反抗姿态」，这种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对女性生命的漠视，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在电影中，小明其实并非直接压迫小四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他动荡生活中少数的情感支柱之一。
她曾经给过小四关怀，也是小四倾慕的对象，但她最后还是成了小四匕首下的冤魂。
无力反抗真正压迫者的小四选择「向更弱者抽刃」，而承受性别和社会双重压迫的小明就成了那个被屠戮的弱者。
这种转嫁压迫的行为并没有真正打破压迫链条，而是延续了不平等的循环。
其中也有一种深刻的性别不公——似乎女性成了男性在面对内在冲突和外在压迫时，宣泄暴力的「自然出口」。
这种叙事结构在无形中轻视也边缘化了女性受害者的遭遇。
少女小明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被牺牲者角色。她用生命承受了男性的愤怒。
我在看影评时，也发现，比起共情小明，更多人似乎更容易共情小四。
因为电影里，小四是绝对主角，他的痛苦、挣扎被丰富地、多层次地展现出来。
而小明相比小四，是个更功能化、也更边缘化的角色。
她的存在更像是为男性角色的发展和电影主题而服务，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而丰满的角色。
所以即便她死去，观众可能也还是会更为小明的命运遗憾、揪心，而没有给予她的生命以同样的重视。
我能理解，电影试图展现白色恐怖时期的社会压迫，但选择通过杀害女性来展现「反抗」，我觉得，是值得质疑的。
为什么「反抗」一定要以杀死女性为代价？这种叙事是否反映了创作者本身未能跳脱父权思维模式，在性别意识上存在局限性？
5
写到这里，我去查了下，杨德昌和安房直子的出生年份，发现杨德昌是1947年生人，安房直子是1943年生人。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她是1944年生人。和杨德昌、安房直子可以算是同龄人。
而这样看的话，杨德昌、安房直子也是我的爷爷奶奶辈了。
他们所生活的年代里的社会性别意识、以及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性别平等教育资源，和现在很不一样。
他们的性别意识在当年或许已经算是先进，但放在当下，难免有陈旧、局限之处。
我能理解为什么杨德昌会从小四的视角出发，讲述年轻人在混乱社会中感到压迫而陷入崩溃。
因为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以男性的情感和困境来主导叙事，让女性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辅助剂，必要时为男性「成长」而牺牲，是很普遍的叙事模式。
我也能理解，安房直子笔下为什么会有那些包容男性的女性形象，因为在她生活的年代里，沉默忍受是女性的美德。
但我想，身为女性的她，或许也在一些时刻感受到愤怒与不公，这些情绪或多或少也流入了她的故事里。
比如，在《黄昏的向日葵》中，被庇护的男性凶手没有对向日葵女孩说一句感谢的话，就消失无踪；以及向日葵女孩最后枯萎而亡，在这些反浪漫的情节设置里，或许也含有她对女性境遇的反思：
女性为施暴男性去消耗与牺牲自我，并无意义，只是徒劳。
我甚至想，这当中会不会也有安房直子对传统女性牺牲与包容形象的温柔反讽？
在安房直子所写的这个故事里，她自身受限于时代的性别意识，与她对性别不公的微妙批判，大概同时存在。
6
之所以，我会想要去讨论安房直子故事、杨德昌电影里的性别意识，不是要求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安房直子、杨德昌们发展出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性别意识，更不是要去否定他们的作品的价值。
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价值，至今依然有生命力，依然在被人阅读，所以作为读者/观众的我们需要思考，自己要从他们的作品里汲取什么，摒弃什么；
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更深入的阅读方式；
这种批评让我们既能欣赏作品的艺术成就，也能清醒认识到它的问题和局限，更是反思和重塑自身价值观的契机。
去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性别问题，甚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因为文艺创作会参与塑造社会认知。
比如反复阅读把女性牺牲浪漫化的作品，可能会让读者认为这种牺牲是「自然」的；
比如「女性拯救杀人男性」的叙事，可能强化了「女性应该无条件包容男性过错」的社会期待。
我们需要警惕这些看似「自然」的叙事，因为它们可能会强化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
而对其进行反思，能让我们认识到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观念是可以被质疑的。
当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也能帮我们识别和抵制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
比如当我们会质疑为什么在文学和电影里，总是女性为男性的愤怒买单，也会更容易发现现实中类似的性别不公。
对既有作品的批评，也能影响未来的创作。
当越来越多人有了性别敏感度，会警惕那些把针对女性的暴力浪漫化、正当化的叙事，能意识到某些叙事模式存在问题，创作者也会更注意避免类似的偏见，我们于是可以看到更多元、更平等的创作，社会的集体意识也会逐渐改变。
而一个更多元平等的社会，最终也会惠及你，惠及我。
我相信，约翰·多恩的那句诗「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也相信电影《云图》里的台词：
「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从子宫到坟墓，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
「我们生命的不朽本质，在于我们的言行所产生的后果，会在时间中持续地自我推动，不断绵延」。
这也是我会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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