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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上医
林飞卿（1904～1998），女，汉族，浙江镇海人，九三学社成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32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49年起任上海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免疫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等职。《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册》主编、名誉主编。曾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第八届人大代表。
林飞卿于1904年8月出生于浙江镇海。1924年6月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同年9月考入北京（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1927年6月毕业，获理学士。同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32年6月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细菌系任助教，并于1935年与时任协和医学院讲师荣独山结为伉俪。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大好河山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是年8月，日军侵犯上海，进逼南京。在这民族危亡之际，荣独山和林飞卿毅然投身于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之后战事愈紧，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撤往后方，不久，夫妇俩又奔赴汉口，加入了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林可胜教授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工作。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名义上虽属群众性团体，主要工作却是组织、派遣医疗队和医护队，携带医疗器材，去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协助医护工作，并组织运输队，协助转运伤病员。根据作家出版社出版、杨义堂著的长篇传记文学《抗战救护队》记载，林飞卿和先生荣独山都被派往一线战场，跟随细菌专家陈文贵到湖北黄梅县参加武汉东部战场救护工作。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总队长、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林可胜曾经征求过荣独山的意见，是否让林飞卿教授留在总队机关，荣独山觉得学细菌在机关干活不是长项，前线更需要他的夫人林飞卿，而林飞卿呢，虽不愿意留在机关，也愿意去照顾病人，但这就意味着要和丈夫分开，结婚以来的种种艰难，多少令夫妇二人难过不舍。想到非常时期，救护队的成员都像军人一样，住大通铺，夫妻俩都留下就意味着需要专门安排住宿，考虑到不给大家添麻烦，更考虑到前线战事的需要，林飞卿还是打起背包，跟着协和医学院副教授、内科专家钱东弈一起到鄂东战场，从此以后，夫妻二人就只能靠着鸿雁传书。
一封封书信来往中简简单单的家常闲聊，在丈夫荣独山的心中充满了大大的满足感，“我的飞卿已经适应了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一个北平的娇小姐变成了真正的抗战救护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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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前后，首席检验师林飞卿在贵阳，正在进行疫苗血清的制备和检定。
随着日寇侵犯不断深入，战区逐渐扩大，伤病员日益增多，救护总队的医务力量日感不足，当救护总队经长沙，下祁阳，一路辗转奔波，于1938年底抵达贵阳图云关后，便就地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飞卿所在的微生物学组承担疫苗血清生产和检定，为前线战事服务。早在1936年，陈文贵队长即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视察员的身份在孟买哈夫金研究所从事过鼠疫研究，因而林飞卿被派往该所学习制备防治鼠疫菌苗的研究。1942年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工作就是由陈文贵负责的，林飞卿从印度回国后即参与了这项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安顺军医学校合并，迁址上海江湾，成立国防医学院。林飞卿即来到上海任国防医学院卫生实验院细菌科主任，从事教学与军用疫苗制备与检定工作。
林飞卿教授致力于肠道菌菌苗、局部免疫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林飞卿早年她在美国学习过液体培养百日咳病原菌百日咳博德特氏菌（Bordetella pertussis）。这种工艺适合大规模培养细菌，她认为可以应用于培养伤寒病原菌制备疫苗。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而缺乏进口原料的情况下，在林飞卿的兄长、同一学校任教的著名生物化学家林国镐的帮助下，林飞卿带领几位年轻教师开展以黄豆蛋白水解物代替国外酪蛋白水解物制备伤寒杆菌液体培养基原料的研究，该法具有保留细菌可溶性抗原及包膜抗原等优点，解决了当时细菌疫苗生产和研究的瓶颈，为我国生物制品部门所采用。这项兄妹教授进行的高水平研究，历时4年，对黄豆和酪素的蛋白质中氨基酸组成进行定量分析，比较了这两种蛋白质进行酸水解和酶水解后产物的差别，进而用黄豆蛋白的两种水解物配制的液体培养基进行了培养伤寒病原菌试验。他们还对用改良方法生产的细菌培养物和滤液进行了抗原检测，证明菌体有很强的毒力，菌体滤液都对实验动物有良好的抗原性。这一研究不仅有实用意义，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从事有关研究的一个示范样本。
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我国细菌性痢疾流行严重、死菌苗效果差的问题，她建立了志贺菌感染致豚鼠结膜角膜炎动物模型，为志贺菌制备减毒活菌苗和选择流行菌株为候选菌株等奠定了基础。此外，她带领团队对致病性大肠埃希菌的分离、鉴定和流行型别进行研究，为控制其流行提供了依据。即使在极端困难时期，林飞卿也没有放弃学术上的追求。她认为此时免疫学在国外飞速发展，研究内容已突破了抗感染免疫的范围而扩大到机体识别异种抗原的免疫应答领域。为了拓宽教学内容和加深对微生物感染机理的认识，她以接近古稀之躯，推动她周围的年轻人学习掌握了多种免疫学新技术，并应用这些技术进行临床病例或实验动物的检查，多有新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她创建系统性白色念珠菌的快速诊断，以利及时治疗。曾获国家教委198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和1989年上海市科学进步奖。1989年，我国出现食品受葡萄球菌肠毒素污染问题时，年逾古稀的她还主动传授“幼猫动物实验”经验，为解决实际问题出谋划策。90年代前后，合作研究鸭类乙型肝炎感染的检验及去除法氏囊后的影响，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林飞卿毕生教书育人，严谨、认真、诚恳、耐心，在学术问题上，她提倡民主，启发青年人主动探索、开阔思路，培养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她写道：“在我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我对研究生、进修生、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技术员的培养极为重视，抱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尽快地成长，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在愿“青出于蓝胜于蓝”精神的指导下，她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带头人或业务骨干，有的成为两院院士，如闻玉梅院士、曾毅院士。
1960年，闻玉梅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部获重点培养，正式拜林飞卿教授为师，林飞卿亲自制定“师徒计划”。在教书育人方面，要求闻玉梅注意启发思维，有目的地讲解，并在讲解时要主动而又自然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林飞卿经常是一字一句地为闻玉梅修改讲稿。在科研选题方面，从如何收集文献、制作文献卡片、如实记录结果、确切分析讨论、撰写论文等每一个细节都不厌其烦地传授经验。在实验技术方面，更是强调要正规，接种细菌、挑取菌落、稀释血清、观察结果等全套的基本技术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极为严格地训练：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这些为闻玉梅在今后的科研实验奠定了规范基础。两年多的倾囊以授之后，林飞卿认为闻玉梅已经从自己这里学到了她所能教的所有东西，为了进一步培养闻玉梅，就将闻玉梅送到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科大学进修，师从中国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开拓者之一的谢少文教授。这年5月，闻玉梅与林飞卿在《实验生物学报》上发表《艾氏腹水癌抗原的初步研究》一文。这份关怀不止于在学术科研领域，林飞卿观察到闻玉梅的脾气比较急躁，便半开玩笑地劝告她，“你就像在打少林拳，应该多打打太极拳。”没想到，林飞卿真的带着闻玉梅一起练起了太极拳。每天傍晚，师徒同打太极，成为当时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闻玉梅曾经在她的回忆文章《铭记师德 终身受用》中写道：这些年来，我始终受到林教授的教诲。她一丝不苟、认真勤奋的治学风格，严格又和蔼、诲人不倦的师表品德，对我毕生均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林老师的指导；我的点滴成绩都渗透着林老师的心血。1980年3月，闻玉梅被首批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进修肝炎病毒三个月。林飞卿觉得三个月时间对闻玉梅来说太短，正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中国学者开放了，但闻玉梅已经是教研室主任，校方不批准闻玉梅出国。已经70多岁的林飞卿说：“闻玉梅是有潜力的，一定要让她去，我替她当主任，有事我来做，你们把她放出去。”所以闻玉梅又到NIH进修了14个月。多年以后，林飞卿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并叮嘱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免疫学的知识宝库。”对学生的关爱与培养，不仅仅反映在一个“闻玉梅”身上，对所有她的学生，林飞卿都倾注了一个老师所有的心血与责任，八旬高龄的她仍然认真审阅研究生的记录，并反复核算推敲实验结果的可能性，一直工作到1987年，84岁高龄退休。1994年上海医学院为林飞卿教授90寿诞举行庆祝活动，当年林教授国内外学生们写下了很多祝寿词，每一份祝寿词都蕴含着学生对恩师的思念与感恩之情。在那一刻，林飞卿回忆过往写道，“1932—1994年漫长的62年间，经历了各种遭遇。现虽已至耄耋之年，然老骥伏枥，壮志犹存，仍图有利于人民。”在闻玉梅看来，林飞卿教授的一生中曾有过两次决定性的选择，一是 1948 年前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时已为她及丈夫荣独山教授买好了机票，要求他们去台湾，但他们坚决留守上海；另一是1981年落实政策补发给他们的工资，两位教授毅然捐赠出来，成立“荣林氏奖学金”，为上医青年学者提供奖学金从事学习。
林飞卿还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晞老师（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教授）回忆：在某个重阳节的敬老联欢会上，林飞卿老师和荣独山教授携手优雅地翩翩起舞，一曲交谊舞跳的从容自如，令大家震惊。当学生们去探望她时，学长们向自己的学生介绍林飞卿教授：这位是我们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界的著名前辈，而林飞卿微笑地对这些青年学子们说：我只是一个著名的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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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飞卿教授的雕像 （由闻玉梅院士捐款塑立于复星楼大厅）
林飞卿与荣独山一生相伴，是上医一对令人称羡的“神仙眷侣”。从相识到战友和同事，经历了生生死死的考验，面临了重重困难险境。1988 年 8 月 5 日荣独山因患癌症不幸离世，这对林飞卿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之此期间还患了 T 细胞淋巴瘤，因化疗、放疗多次住院，但她仍没有放弃，在病床上阅读文献和指导研究生。学生们去探望她，看到林老师仍很乐观地生活和工作着。她告诉她的学生：荣独山的离世，自己曾感到非常难过，但想到荣老师会在天上等着她，她就不那么难受了，他们是一定再会见面，又会在一起的。林飞卿在 1992 年 2 月的一份补充遗嘱中写道:“1.不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別、遗体献给校方；2.俟小女等回国后，嘱其将我们夫妻二人的骨灰送交海葬。”这份补充遗嘱委托曹小定和叶瑛两位教授转交校领导。1998年 5 月 4 日，林飞卿在上海中山医院因肺部感染逝世。
参考文献：
1. 曹晓燕、周国民、裴鹏：《林飞卿传略》
2. 瞿涤、裴鹏、荣丽华、石瑞金：《留取丹心照汗青——纪念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家林飞卿教授》
3.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出版物编审委员会：《上医情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4. 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5. 《现代免疫学》2005年第25卷第1期。
6. 《上海免疫学杂志》1998年第18卷第3期。
7. 《微生物学报》第50卷第4期“学科先贤”。
8. 作家出版社出版，杨义堂著，长篇传记文学《抗战救护队》，2015年
9. 林飞卿及九三学社上海医学院支社相关材料和照片等，复旦大学医学院档案馆。
10. 颜志渊、宓正明、周国民等口述材料，周国民收藏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