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期待那一声震惊寰宇的春雷

20世纪60年代，国际“气候”还是那样地紧张。中国科技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越来越让西方惶恐不安。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署名文章《禁试的实际意义》，就透露了美国总统有计划希望“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的信息。国际上对中国核试验的猜测以及霸权主义者要对中国核工业实施打击的扬言，不能不使中国首次核试验最高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在对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时间和组织领导进行决策时，慎之又慎。

1964年8月23日，按照中央专委的指示，试验场区组成了中国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核试验委员会。核试验党委会由35人组成，书记张爱萍，副书记刘西尧，程开甲等35人任委员。核试验委员会由68人组成，张爱萍为主任委员，程开甲等9人为副主任委员。

试验场区进入最后的待命时期。人人都在期待着那一声震惊寰宇的春雷。

9月16日至17日，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主持召开15人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首次原子弹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

在9月23日中央专委的特秘小会上，周恩来总理就原子弹爆炸的有关问题做出周密部署。为了绝对保密，周总理在会上宣布了一条严格纪律：“凡和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说：“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总理的态度感染了与会的每一个成员。回到场区后，张爱萍把总理的讲话，原原本本向参试人员进行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谁都知道，原子弹事业在中国是一个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每一个人都把“祖国高于一切”的信念，牢牢地树在心中。因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风声，事前是一点也没有泄露。只在试验成功之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及放射物，分别经地震波和高空烟云传出去时，全世界才为之大惊。

10月14日下午，程开甲接到通知，马上去小石头房召开紧急会议。

小石头房，是张爱萍将军和刘西尧副部长在试验场区的宿舍兼办公室。在场区人心中，那是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它不但是试验场区内唯一的一处高级建筑，而且是发布最高指示和商讨机密大事的地方。当程开甲从场区现场赶到石头房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10多位主要成员已经拥挤在这里，静静地等候着张爱萍宣布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重大决定和命令：

“1964年10月16日爆炸。”

震惊世界的一刻终于就要到了！程开甲心里的激动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1964年10月14日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安详地等待着“零时”的到来。

10月14日和15日两天，程开甲是在度日如年的感觉中度过的。折磨他的是一种类似于分娩前的焦躁、紧张和兴奋。

此时，他多么想学一学张爱萍将军的洒脱和举重若轻的大将风范啊！

记得前不久，张爱萍将军为了让参试的领导和科学家松弛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曾特地邀请他们去孔雀河边和古楼兰国居民废墟作了一次短途旅游。

孔雀河是一条湖泊补给河，它从博斯腾湖流出，向西南穿越焉耆盆地，依山傍谷，流经沟通天山南北的要隘铁门关，进入塔里木盆地，缓缓地注入罗布泊。美丽的孔雀河，以她清清的河水哺育过在罗布泊荒原中与严酷的大自然苦斗的古楼兰子孙，而现在更哺育着衔命来到这里栉风沐雨的中华儿女。这里是罗布泊最美的地方。大家在干涸多年的古河床上野餐，许多人争相捡拾鱼螺化石和泥陶碎片，在像月球一样孤寂的洪荒大漠上，追赶惊恐的小生命……见此情景，在军中享有儒将之称，擅长诗书的张爱萍将军顿生怀古之情，谈笑中创作了一首新诗。

10月15日晚上，程开甲彻夜未眠。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从原子弹吊上塔顶开始，他就把心悬在半空中。因为核试验是不可逆的一次性试验，要求大部分测试仪器必须在自控状态下，在爆炸“零时”到来时，开机工作，捕捉瞬间，并准确无误地拿到所需数据。虽然全部调试以及和自动控制系统相连接的联试工作已经完成，仪器设备也已不知查了多少遍，但在“零时”没有实现之前，他还是放心不下。

当然，在整个试验场区，10月15日的那个晚上，有着和他一样心境的还有很多人。试验前的激动和不安，让许多人夜不能寐。许多年以后，张蕴钰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火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有些暗淡昏黄。尽管在躺下之前，他们都相互宽慰过，但那一晚，帐篷内却是出奇的安静，一点也听不到以往熟悉的呼噜声。

10月16日，天刚亮，程开甲就披衣起床。走出帐篷，看到碧空如洗，他心里略感轻松。气象对于试验的影响是他极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保证试验正常进行，要求罗布泊地区的天气无雨无雷暴；从下风居民安全出发，要求我国的东南部及沿海各省在核爆炸之后的若干天内无雨，以免高空烟尘随雨降下造成哪怕是微量的沾染。正因为这样，程开甲十分重视气象预报，并为促进基地气象部门的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那天，他的岗位在主控站，和张震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等在一起。

10月16日“零时”前的上午，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对全场进行最后一遍巡视。张蕴钰在1990年4月的回忆文章《戈壁惊雷——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中，对当时的程开甲有一段惟妙惟肖的描述：“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1948年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这位基地最高级的专家和技术召集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

核爆炸的时间定在16日15时。北京与场区时差两小时又5分钟，15时爆炸是场区正午日偏后两小时。不但光学测量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而且有5小时以上的作业时间，能够保证侦察回收工作的完成。

午餐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的是香喷喷的包子，程开甲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滋味。他看看大家，情形也差不多。

“两小时准备！”“一小时准备！”“半小时准备！”

随着口令的不断下达，“零时”逼近了。14时50分，张震寰在主控站果断地发出口令。50秒后，全系统进入自控状态，在这之后，9、8、7、6……在读秒声中，大家屏住呼吸。

顷刻，惊雷般的巨响打破万般的寂静。随着这声巨响，在启动塔爆的瞬间，自动控制分秒不差地启动了上千台仪器的全部测试。

看到主控室里的仪表反应，程开甲他们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大家都很激动。张震寰副秘书长的反应却与众不同，他不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而且连连说：“坏了，坏了。”原来，是他耍的一个小聪明，误导了他的判断。主控室离爆心17公里，张震寰知道，在主控室里指挥的人，是不能看到那道强烈的闪光的，更别说见到那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了。于是，在进主控室之前，他将一扇窗稍稍掀开一条小缝，心想着在未听到声响前，通过这条小缝，他就能够看到爆炸产生的光束，从而判断出结果来。可他没有想到，在进行最后安全检查时，这条小缝被细心的安全检查员发现，于是，他们负责地将窗户关死了。不知情的张震寰，在起爆后，不去看仪表的反应，一直死死地盯着那道窗户，由于没有见到闪光，就误以为是试验失败了，从而虚惊一场。

坐镇孔雀河畔指挥所的张爱萍看见蘑菇烟云腾空而起，立即要通周总理的电话，激动地向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总理显然也很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反问道：“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总理的这个问题让这位试验总指挥措手不及。尽管在场的专家都认定是核爆炸无疑，但要提供详细而准确的科学证据一时他们都没有办法。

“报告！”“报告！”……

很快地，程开甲领导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从各个方向迅速地跑来，分别把他们以最快的方法采录到的各种数据，汇集了起来。

一开始，气象所提供了由压力测量给出的5000吨爆炸当量。在场的张副总长、科委领导、基地领导和核武器研究所的领导们听到这一预报，都惊呆了。这与设计参数相差实在太大！这时，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高万余拿着他们测到的正压作用时间来了，程开甲根据速报给出的这些数据，立即估算出2万吨的爆炸当量，并指出正压作用时间的测量值是可靠的，因为它们不受气象条件的影响。而压力测量是在气象影响下得到的，所以不能准确地给出当量值。这样，程开甲就给了张副总长一个肯定的回答，回答了周总理所关切的关键问题。他对张副总长说：“根据数据可以肯定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最后，程开甲等专家又对各类测试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写出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由张爱萍和张蕴钰签发，于当天17时50分报给了在北京的刘杰部长，由他向总理报告。

报告说，这次爆炸确是原子弹爆炸，理由如下：

1、爆炸后烟云上升到8-9公里高度；

2、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

3、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以上；

4、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

5、冲击波的超压在23公里处尚记录到，近处5000米的一些探头被打坏；

6、从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所报道的外观相同。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爆炸后，毛泽东主席立即接到了报告。他兴奋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了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但不要把地板跺穿啰。”接着他庄严地宣布：“在我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人民日报》的号外同时正式发布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声传开后，祖国各地一片欢腾。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而且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终于用现代科学的雷霆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在大江南北举杯同庆的时候，试验场区更是一种动人的狂欢情景。从将军到科学家到所有的人，长久地保持在高度的亢奋和激动之中。

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晚上，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在戈壁滩上主持了有上千人参加的庆功宴会。虽然受条件所限，地点只能设在帐篷里，但上的酒却是茅台。席间，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向程开甲走来表示祝贺，手里端着一大碗酒，足有半斤。置身于如此热烈的气氛中，不太能喝酒的程开甲顿时也豪气冲天，勇敢地拿起一大碗的酒，与成副司令员干了个碗底朝天。

张蕴钰的祝酒词让程开甲一辈子也无法忘记。记得当时他摇晃着程开甲的肩膀，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满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