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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方
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八年后的续篇
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同题文章。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苦难或公共议题置若罔闻。在他们眼中，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什么公共参与，只要有足够多的资本和资源，自己并不会沦为社会不公的直接受害者；至于那些深陷贫困和苦难中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不够坚韧，他们的境遇既不值得同情，也和自己毫无关联。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经过三年疫政，人们太能真切感知公共政策是如何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个体的利益——无论贫富贵贱、身处何等阶层。关心公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的权利与命运。
而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也越来越多地被讨论、被看见。在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合作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评价不平等现象的实证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八年前，当人们被问及是什么导致贫困时，人们会更多地归因于个人因素；但在八年后，人们则更多地将贫困归因于结构性的因素——机会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关注社会弱势边缘群体，不仅仅在于阶层的分化将冲击社会稳定，更因为人之为人的同理心，因为我们对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
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人不够“利他”。
还在于他的利己，将自己困入优绩主义的陷阱之中。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智商、资源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成为那个更（最）优秀的人，进而得到更（最）优的资源。
这便是优绩主义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优质资源总是有限的，要分配给最优秀的人。
这样的游戏规则，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基于相对公平的竞争，激发社会活力，有效地发掘、选拔人才。
那什么是优秀呢？总需要一些指标来考核和衡量。做学生时，是成绩、绩点；进入职场，是业绩、KPI。那些成绩不够好的学生，会在普职分流时被“淘汰”到职业学校，会在高考时“跌”落独木桥，他们得不到保研的机会、申不到精英的藤校、拿不到最好的实习或工作的offer；那些业绩不够好的员工，会被末位淘汰、会被优化，会在金字塔式的晋升体系里郁郁不得志。
当我们被这样一套游戏规则所规训，往往也被植入两个信念：
——疲惫
从一个孩子进入到这套竞争体系里，就不再有喘息之日。小升初、中考、高考，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空洞的谎言；进入社会、进入职场，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绩效指标，随时可能被同侪超越。而在社会比较的游戏中，不管你做到多好，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好、更优秀的存在。比较与竞争，没有尽头。休息意味着松懈，意味着自己不够努力，它也因此便变成了一种可耻的罪过。疲惫与倦怠，成为常态。
——焦虑
随时害怕被淘汰。
这种恐惧，是现实层面的。如果考不上好的小学，就考不上好的中学，考不上好的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没有好的生活——一辈子就完了。这样的滑坡论证，是很多人心里深刻的恐惧。一旦我不够优秀，一旦我比输了，我会跌落轮下。
天资聪颖的小镇少年汉斯，突破千军万马考入德国最顶尖的神学院，却无法适应那里严苛、压抑、高度竞争内卷的学习生活，他最终因精神抑郁而退学，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钳工。而钳工混沌、贫困、粗鄙的生活依然让他感到困顿而迷茫。最终，他在一场醉酒之后，陨殁于冰冷的河水之中。
这种恐惧，更是价值层面的。只要我足够优秀，我就能取得成绩、获得成功——它的另一面是，如果我比输了、失败了，就意味着我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我很糟糕。害怕失败，更是恐惧对自我价值的彻底否定。
——痛苦
在这样的竞争和比较中，不同的人承受着不一样的压力和痛苦。
例如那些被称作“学渣”的学生。他们并不适应这套竞争体系，是一次次考试、比赛中的被淘汰者。在持续的挫败中，他们越发陷入习得性无助，被外部的评价和自我的规训反复否定。
还有些学生被称作“学酥”（酥的意思正是“一碰就碎”）——他们似乎可以适应这样一套竞争体系，但其实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他们牺牲睡眠、牺牲闲暇、牺牲娱乐，高强度地投入枯燥的应试训练，却难以从学习或努力的过程中感知到乐趣，勉力维持差强人意或看似体面的成绩，身心俱疲，痛苦不堪。
不快乐的孩子们，正一代又一代地成为这套游戏规则的受害者。
/NYT/
他们像是在一个垂直的梯子上持续攀爬，每爬一步，都在观望自己超越了多少人、会不会被超越、会不会被挤下梯子，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不是看起来比别人更好或更差。但如果他们是在水平面上向前奔跑，每跑一步都能看到自己比过去的我更进一步，他们更关心的，将是我有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有没有实现自我的成长。
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将前者称为“纵向努力”，后者称作“横向努力”。近日，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份大样本研究显示，青少年如果用成绩、排名而非“理解能力或技能的提高”来定义自身的成功——换句话来说，如果他们更专注于“纵向努力”而不是“横向努力”，将带来更大的抑郁风险。可悲的事实是，在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的数据还在不断持续升高。
2023年10月公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低龄趋势，高中生和初中生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40%和30%。
但似乎并不是所有人在这一竞争中都如此痛苦。例如，所谓的“学霸”们。即便他们也会感到焦虑与疲惫，但他们有能力、有资源、有方法从竞争中不断获胜，得到这套体系给予的正反馈，获得价值感、成就感。——这是更符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定义的一群人。但卷赢了，真的就更快乐了吗？他们依然会面临下一个问题：意义缺失。
——意义缺失
在优绩主义的逻辑下，一切的行动与努力，都应该指向获得主流标准所认可的成就，此外的事情一概是“无用”的。只做有用的事——这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精致所在。为了达成目标而精于算计、谋划，北大教授刘云杉老师将他们比喻成“猎手”：在不同的竞争中都对评价指标熟稔于心，寻找套路、攻略，计算投入产出、步步谋局，“既要追踪猎物，也要警惕四周，还要监控自己”。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错过的那些“无用”的人和事，都意味着什么呢？
喜欢搭积木、玩乐高？喜欢做木工、玩编织？喜欢观鸟、识虫、养鱼？喜欢追星、集手办、逛漫展、玩乐队？——这些都是无用的，浪费时间，“耽误学习”。所有无用的兴趣都应该被舍弃，剩下的只有所谓的特长，而且是对升学有用的特长。然而又有多少人的爱好与热情，在日复一日的考级训练与竞赛中被磨灭？兴趣和爱好需要时间去探索、去培养。而在功利化的竞争中，孩子们的时间都被“有用”的事情所占据，留给他们自己的空间少之又少。失去真诚的兴趣，失去的是它们所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心流的体验与生活的热情。
人的交往也需要是有用的。要结交有助于自己进步的朋友，要认识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人，要学习积累和利用人脉。但怎样才能和人建立真挚而健康的关系和链接？需要投入时间，倾听、陪伴、交流——然而在孩子们的成长中，这都会“耽误学习”。在围绕应试的功利化的教育体系下，社会情感教育是被忽略的。如何理性沟通、处理冲突，如何分离课题、划定边界，如何更清晰地认识自我的需求、接纳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学会和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漫长的成长中，这些需求是被压抑、忽视的。失去与他人建立深刻链接的能力，只剩下功利化的“关系经营”。而高质量的关系，才往往是决定人生归属感的来源，是兜住生命的意义之网。
读书自然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但需要读的，是有用的书。文学、诗歌、哲学、艺术都是“无用”的文科；至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幸福的要义在哪里、如何面对死亡、疾病与丧失——它们是高考时用好词佳句可以应付的作文命题，而不是真正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探索的人生主题。
忽略真诚的兴趣、真挚的感情、真切的思考——最后卷赢了、上岸了，却发现自己茫然而空心，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Ryo Takemasa/
2016年，北大精神科医生徐凯文博士在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提出“空心病”的概念。他在调查中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
这种无意义感，同样也在低龄化。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的团队针对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的实证调研也发现，青少年普遍存在“四无”问题：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而对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而言，人生的危机，或许还没有真正的来临。
这些年，我慢慢看到周围很多年薪百万的精英朋友们，陆续遭遇到自己的中年危机——这并不仅仅是指“上有老下有小”为他们带来的现实压力，而更多指向的，依然是意义的缺失。
当他们在金字塔式的晋升体系里碰上天花板、遭遇行业周期性的调整，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和越来越卷的内部消耗却得不到职级和收入上的正反馈，这时才对工作的意义产生彻底的怀疑。那更有意义的事业在哪里？什么是自己的热爱和使命？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中的热情和兴趣是什么？
而在主流的规训中——尤其是对男性的规训中，评价其价值的是世俗层面的成功，家庭则是可以被牺牲的。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如何陪伴孩子游戏成长，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那都是不重要的；如何表达情绪、如何暴露脆弱，那都是与男子气概不相符的行为。他们难以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价值感，婚姻出现危机，亲子关系进入僵局。
此时如果自己或父母的身体再出现状况，可能才是他们第一次真切地直面疾病、死亡这样的人生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一路狂奔、内卷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世俗的成功指标，真的可以带来内心的宁静与幸福吗？
这似乎也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当下的身心灵产业如此盛行——是因为身心灵的危机是如此迫切。
/Fran Labuschagne/
在八年前那篇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下面，我曾看到一个新近留下的评论。读者问，这么多年过去，你的观点变了吗？
我想，我最大的变化是发现，C计划在做的事，比我最初所以为的还要重要。
批判性思维它当然不是万能药，它无法解决优绩主义带来的所有问题，但它能帮助我们建立更稳定的内核，更好地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焦躁、倦怠、意义缺失的时代可以过得更自洽和舒展。
对于一个人而言，发展自我同一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喜欢什么、渴望什么，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在优绩主义的规则下，一个人的价值是在社会比较中由外部的评价所确认的；一个人行动的动力，也在于获得外部的认可，因而追逐的是主流社会所界定的优质资源，渴望的是世俗的成功、精英的生活。
批判性思维，却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我该如何看待外部的评价？在C计划的课堂上，孩子们从L1开始便不断练习如何区分事实和观点，警惕将他人的观点作为事实，而直接给自己贴上标签。这当然不是说他人的观点就不值一提，更重要地是学会辨析这些观点是否合理。我们和孩子们读《我要做好孩子》，讨论评价一个孩子是好是坏，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标准，以学业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是合理的吗？它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读《安妮日记》，看到青春期的安妮不断被他人的评判所左右，那这些评判是依据事实所作出的判断吗？基于眼前的事实，足以推出最后的结论吗？
我到底该如何评价我自己呢？读《绿山墙的安妮》，孩子们也会尝试把分析安妮的方法迁徙到自己的身上：我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不同的场合会给我带来怎样的影响，什么时候我该坚持，什么时候又该妥协？
当我遭遇挫折和失败，这真的意味着我就是个很糟糕的人吗？学会全面、客观的归因，避免简单地内归因，而陷入到自我苛责与自我否定之中。学会真正的自我关怀——正视、接纳自己的脆弱与不完美，理解自我的局限性，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拒绝对自我的PUA。
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就事论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孩子们在作业里分析过自己为什么总是拖延，为什么会突然对芭蕾舞班丧失兴趣，为什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找到原因，对症下药，用自我负责地态度思考解决方案，实现自我成长。
/C计划L4学员作业困扰分析，舅妈指责自己不好好学英语，用知能愿分析回应/
清晰的自我认知，真诚的自我关怀，积极的自我成长，坚定的自我选择。以此构成的稳定的内核，帮助我们不被时代的洪流轻易裹挟。
批判性思维，也在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奇怪的人，那些讨人厌的人，那些和我们水火不容的人？尝试换位思考，尝试看到某个行为背后更多的可能的动机，打破刻板印象，避免断章取义、妄下定论，由此建立更包容的人际关系。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冲突？尝试非暴力沟通，学会陈述事实而非简单指责，学会表达感受而非道德判断；尝试就事论事，好好讲理，用明亮的对话去表达诉求、争取权益。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和孩子们讨论交友的底线，讨论有了喜欢的人该不该谈恋爱；识别什么是有毒的关系，什么是健康的依恋模式，学会审视自己的核心需求与价值观，看到爱与归属对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
只有当一个人学会如何去关注、关爱一个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宏观的族群概念，他才有可能真正对他人的境遇产生同理之心；也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观有了充分的反思与认知，他才能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要守护的底线、捍卫的价值是什么，他也才有可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公、不义而愤怒、而发声、而行动、而改变。
我们在课堂上和孩子们讨论过无数现实或文本中良知时刻，追问他们将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也深入探究过，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人们不同的同理圈与价值选择。我们既讨论经典的政治、哲学、伦理命题，也讨论当下正在发生的新闻。
我们希望不断拓展孩子们的视野，帮助他们与现实生活产生真实而积极的链接，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自己更强烈的意义感、使命感。
/MUTI/
C计划走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人如何好好论证、好好讲道理、好好做决策，如何明辨真伪是非不被忽悠、不被煽动。我们更是以批判性思维为抓手，去培养一个个完整的人，思考、行动、自由而独立，去过一种经得起审视的人生。
而经过这些思考与审视的孩子，一定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会看到分数、排名之外还有更多元的价值、更广阔的世界，会依循自己心底的热爱去发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生活，用更舒展、松弛的姿态定义自我的价值。
这是C计划八周年，给我们的孩子们最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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