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叙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二十年致力于丝绸之路考古，用探铲在中亚各国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话语体系。王建新教授团队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该书为陕西省2023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列为2024年全省干部20本读本之一。
穷科克岩画有80多幅，分布在大小49块岩石上。调查队准备采集这些岩画，并进行整理研究。工作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先将整个现场进行区域划分，然后按照岩画的区域位置对岩画进行编号，编号里包含岩画的位置信息，方便后面“会诊”和临摹时准确定位。最后造表登记。
第二步，大家一起对编过号的岩画进行“会诊”，探讨岩画所刻画的主要内容，对岩画中较难辨认的部分做定性分析，对岩画之间的层位关系进行判断，然后用粉笔勾勒出岩画的边缘。最后将“会诊”结果填表记录。
第三步，覆上塑料薄膜，对岩画进行临摹。临摹下来的图画根据编号对应存档。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难度在于分幅取画。分幅就是将同一块岩石或者同一个岩石面上的岩画按照时间早晚区分为若干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画面。但在多个岩画叠压在一起或者互相打破的情况下，岩画的边界并不好辨别。加之年代久远，就是磐石上的刻痕也经不住风雨的侵蚀，岩画的线条常常模糊甚至中断。区分岩画之间的边界，大家要拿上放大镜仔细辨析，经常要围着一块石头观察大半天，讨论大半天，忘了炎热，忘了饥饿。
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会诊”并做完记录后，用粉笔描摹边缘，非得小心翼翼不可，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岩画。大家腰酸背疼不要紧，要命的是有时候白天描好了，晚上一场大雨就把整天的辛劳冲刷得无影无踪，让人气恼又无奈，只得重新描一次。“由于工作量比较大，所以二次描边的工作常会交给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不像第一次那样大家一起‘会诊’，现场描边，所以结果有可能会成为个人的‘二次创作’。”这时候造成的谬误，就需要从“会诊”重新开始纠正。细节临摹的工作更需要缜密严谨，要尽量临摹所有细节，包括刻划的力道和刻痕的毛边。高处的岩画还好说，低处岩画的临摹就得趴在地上一点一点进行。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吧，不要忘了三伏天的烈日，不要忘了地上的蚂蚁和其他各种爬虫，还有用体温蒸溽而来的湿气。
穷科克岩画上能够辨认出的形象有大角羊、盘羊、羚羊、梅花鹿、马鹿、蛇和人物等。而其制作方法归结起来有密点敲凿、疏点敲凿、浅磨刻、深磨刻、划刻等多种方式。这几种制作方法有的是单独使用，有的则是混合使用。经过对岩画大角羊、盘羊、鹿和人物的造型以及刻画方式的分析，大家认为，穷科克的岩画大概为两个文化时期的两群人创作。“穷科克墓葬遗址和穷科克岩画同属于一个文化遗迹”，根据穷科克“1号墓”“2号墓”的出土文物以及墓葬的封堆和规制，参照附近几个遗址的考古资料，大概可以确定，“穷科克岩画第一期时代跨度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延伸至公元前后，也就是春秋到西汉时期。第二期岩画的起始年代在公元前后，也即两汉相交之际，下限最晚至魏晋时期”。
“从文献记载来看，伊犁地区有确切记载的民族，最早是塞人，此后大月氏东来，塞人被迫南迁，再后来乌孙又东来，大月氏又被迫西迁。《尼勒克县地名图志》记载尼勒克自汉迄魏，皆为乌孙国地。匈奴人也可能曾征服这一地区，但是并没有长时间占据。因而总体来说，伊犁地区这一时期中的常驻民只有塞人和乌孙两支。结合对穷科克岩画群的分期以及据此敲定的年代框架来看，穷科克岩画第一期可能是塞人时期的作品，第二期则可能是乌孙人时代的作品。”
由此可以推测，公元前后一段时期，匈奴、塞人、月氏、乌孙可能因为战争而发生过大规模迁徙。这一情况也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符。
重回马鬃山
2004年7月下旬，王建新带领刘瑞俊、梁云、陈新儒、陈小军，以及研究生何军锋、席琳，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永宁再次前往甘肃马鬃山。2001年7月，他曾浮光掠影地初步考察过这里。
1893年，斯文·赫定在考察中亚时曾经途经这里。1927年，斯文·赫定和徐炳昶带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曾在这里开展过考古和科学考察工作，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者和丝绸之路考古的开创者黄文弼先生参与其中。不过百人的马鬃山镇，至今清冷而寂寥，谁承想王建新他们踏过的覆满细尘的街道，黄文弼先生当年也曾踽踽而行呢？
调查队进驻马鬃山镇宾馆，他们商议，把这里作为基地，存放物资和设备，然后把马鬃山以北划分为12个考察小区，每个小区采取定点调查的方式，仔仔细细地把这个南北连接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东西沟通内蒙草原与新疆东部草原的咽喉之地梳理一遍，搞清它的遗迹分布和遗迹特点。
由于地阔路远，每天往返太浪费时间，调查队决定在考察点宿营，调查完一个点再返回马鬃山镇补充给养、整理资料、总结经验，顺带也洗个澡，休整一番。
（未完待续）
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