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终于认真鉴赏了天都城小巴黎——在照片上。这片微缩巴黎离我爸妈家开车只要一小时，我却一次都没造访过。
巴黎以前是我的研究对象，以后很多年应该也是，我对它充满舐犊之情。我对天都城充满吹毛求疵，但不得不承认它高度相似且别有韵致。它像一个后凡尔纳时代的巴黎，奥斯曼建筑立面上装空调，内部有电梯、底下开满便宜的中国饭店，并且一定没有老鼠。
天都城在我小时候就开始造了，wikipedia说地产商2001年就拿到地，于北京奥运会前夕开始动工。位置偏远，因此房价洼地；但2万一平也足以在真巴黎买一个附赠老鼠的十九世纪陋室。
它在当年并不稀奇，“欧式”是一个风行于199X-200X年的中国建筑流派，天都城除了复刻外并无特别之处，2015年已经开发疲软，卖不出去，也没有基础设施看到商机。杭州一角矗立一个空荡荡的巴黎，有点儿鬼城的意思。
天都城开始重新介入我的生活是2020年。一个出生于里昂的摄影师François Prost出版了摄影集《Paris, China》。于是在当年暑假师生答谢会上，有一个教城建的老师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你们真的认为复制一个欧洲城市是美的吗？
这位老太太一向以说话刻薄和给分很高著称，后者令我被迫忍受前者。我正在说，政府要造以前又没有问我同意。历史老师手里拿着我买给自己的kirin一番榨，迅速介入战斗。
历史老师自己就是珍奇柜收集癖，类似维克多.雨果——给自己家弄了一个青花瓷和大红墙纸对比度令人色盲的“中国室”，非常之不像，怪模怪样的。我这老师在花园里特意放了一尊鸵鸟大的铜仙鹤，跟我外公以前一左一右摆香炉边的小仙鹤长一模一样，并得意地问我们这是否足够东亚。
他帮我说，我觉得中国有个小巴黎特别好，里昂要是有个小日本我天天都想去。小日本一词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论战虎头蛇尾结束了。
我从没想过天都城有什么社会学上的正常或反常，在我有思考能力前，它们已经连绵不绝地被量产出来了。我固然不会去那里拍婚纱照——它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世界之窗”景观的一种，不令人自豪，但习以为常。
就是那种狮身人面像像狗一样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你可以用一个手指推翻比萨斜塔的那种公园。这应该不是世界之窗的发明，这种儿童公园最早应该追溯到迪士尼1964年推出的小小世界。不过你得坐在一条船或者诸如此类移动交通工具上，才能获得环游世界体验。illusion毕竟只是幻觉，不容细看。而澳门威尼斯人那种小小世界本来就是有钱大叔的迪士尼乐园。
我不知道我算受害者还是既得利益者，由于这类科教性儿童乐园在21世纪初的广泛存在，不准你傻玩，必须得教你点知识，所以我见过的小巴黎数不胜数，还有小曼哈顿，小埃及，小马丘比丘，小复活节岛，小新马泰，小一切。
张爱玲觉得我这种儿童很悲哀，总是先看见巴黎的复制品，后看见巴黎；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对生命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但普鲁斯特认为，一个在假巴黎中长大的我，长到二十多岁突然置身于巴黎，“当前的感觉与重新涌现的记忆重逢，它使人产生时间也有立体感的错觉。在这一瞬间，时间被找回，同时也被战胜”。
被城建老师刁难后，我去搜了这个摄影师弗朗索瓦。他很会找角度，因为天都城巴黎和巴黎真的很像，有某种魔幻感，好像法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殖民了整个地球，在顽固不化的东亚成功强行推广了奥斯曼改造。
要展开讲第二帝国的巴黎奥斯曼改造，这篇随便写写将会变成内容付费，我没有这个志愿。总之，如今人们倾慕的奥斯曼式巴黎，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跟我们熟悉的首都叙事差不多：防止革命，整齐划一，宣扬国威，然后驱逐不能说的人口到郊区。也许因此我们感到亲切。
周杰伦一直弄错了，他的十八世纪情结不应该寄托在巴黎。巴黎是个再现代没有的城市，被本雅明拿来作为“现代性”的论据。那个“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的巴黎，也即天都城复刻的巴黎，跟中世纪的巴黎，大革命的巴黎，浪漫主义时代的巴黎，甚至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前路经的巴黎，早就不是同一个巴黎了。是被波德拉尔辱骂忘本的巴黎，这种天高路阔一副都市嘴脸的巴黎根本搭不起半个街垒。
我们学文学的人总在辱骂奥斯曼的巴黎，因为它破坏了巴黎作为一种包容性城市图景的美意，它铲除了花花公子般的密谋者、东游西荡的闲人、寻欢作乐的哲学家、虚位以待的坟墓、人工天堂、住在雕像里的流浪儿，老妓女，而这是“- mon semblable, - mon frère”，我终于懂为什么波德莱尔要说“虚伪的读者”。
François Prost阐述拍摄天都城的目的是为了剖析“巴黎综合症”，为什么世界各地都在复制假巴黎，以及亚洲如何看待欧洲，“人们羡慕的肯定不是现代的一面，而是过去的文化遗产”。
我不认为对巴黎的复制属于对“过去的文化遗产的羡慕”。对巴黎的复制是对符号的复制，其中并不包含对文化的理解。这是《艾米莉在巴黎》的那种羡慕——对商业化的巴黎“浪漫”符号的拜物教，因一知半解或不如说一无所知得以成立——欧洲、时尚产业、日出点儿印象，“十八世纪的古堡”，然后戴上红色贝雷帽拍照——是现代工业（电影、畅销读物、时尚杂志）粉饰出来的、如同玛丽莲.梦露压裙摆一般的、被窥淫的巴黎。
拜物教的巴黎是对符号的堆砌，它没有灵魂，因此构不成François Prost认为的“文化挪用”。文化挪用是较强势的个体或文化群体面对相对弱势的个体或文化群体时，以未充分理解、误解、取笑、歧视、或不尊重的方式，直接采用、侵占、剥削、抄袭或复制（宣称拥有）弱势文化。
被复制的巴黎显然不属于被“挪用”的“弱势文化”。说实话，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符号，任何地方（迪拜、杭州、澳门、拉斯维加斯）对巴黎的复刻都构不成“文化挪用”。它是一种商业行为。澳门和维加斯是赌城，迪拜是充斥金钱味道的旅游集散地；天都城，不幸地，也希望以此获得人流量，哪怕是猎奇者和婚纱照摄影。
如果非要我解释，我认为巴黎崇拜及复刻风潮，是一种商业化和后殖民主义叠加的拜物教。巴黎不是，或者说，几乎不是受害者。
大多数人的欧洲建筑启蒙是在租界/殖民地完成的，它是最早的欧洲“小小世界”。殖民者想念故国，在殖民地大兴土木，要造家乡的楼。
如今，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异国情调的景观，观察欧洲建筑史与殖民地文化交融所产生的绮丽混血，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交融的现象——但我们始终要意识到，这种交融的社会前提并非完全平等，它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另一种文化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文化进行的强势进攻——无论建筑建造者本人有多么尊重本地文化。
也许被殖民的历史，在潜移默化中使我们认为象征superior的殖民者的建筑风格是美的，我不能断言，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审美价值，也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但要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其平等以待。这就是巴黎被复制的原因，而受谴责的不应该主要是本地人糟糕的品味。
所以问题不应该是“你们真的认为复制一个欧洲城市是美的吗？”，而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复制一个欧洲城市是美的？”——这个美的标准是谁制定的，以及它是否是一种文化暴政。
我并不像一些真正具有强共情力和社会学素养的建筑学者（如发掘奶奶庙的建筑学博士大哥），认为只要存在就具有某种审美价值，并着意解释和理解。我认为天都城复刻的巴黎本身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它是刻奇的产物，是一种低劣艺术，它的产生于精心算计以讨好大众。所以我不喜欢。
我认为天都城有趣，因为它缺乏创造性，但又复制粘贴得极其认真；它没有头脑，却四肢发达。像一个迟钝的学生，亦步亦趋抄隔壁桌的答案，最后连名字也抄成别人的。它堆砌满拜物教的符号，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的目的是如此愚蠢得纯净，只是通过复制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都市，从而拥有商业价值。
我并不想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也没有这种意愿。但复刻巴黎的商业化和后殖民主义叠加的拜物教，延伸出我的其他问题：
其他族裔（主要是西方世界）对包括汉学在内的其他文化的研究被视为正常，而少数族裔需要自我怀疑“是否有权”阐释介入他人的文化及历史。这是否是后殖民主义的顽疾？
文化是否具有种族性？“巴赫、莎士比亚和伦勃朗”，作为一种文化它的阐释权是否是种族世袭的，还是它自产生后就拥有独立的生命力，从而变为世界性的？
什么样的教育是在“自我客体化”、“取悦白人文化”，将其他文化纳入自身与被白人文化被动塑造的界线在哪里。
以及最后，为什么这么多亚裔在欧洲和美洲投票往往投给右派甚至极右政党。
我第一次见到卢浮宫前的贝聿铭金字塔时，对它的尺寸略有震惊，小且缺了很多东西，总之不如我想象的好。在我小时候的市民广场，有一个玻璃椭圆体，也是666块玻璃组成，也浮在水上。我认为它曾经想成为玻璃金字塔而不得。里面是一个西餐厅，装点风格是仙踪林极盛时期在森林里迷路的那种腔调。如果波德莱尔的“人工天堂”有实体，那就是这个卖西餐的玻璃金字塔了。
在关于巴黎的第一个回忆的透发下——市民广场的玻璃金字塔里——以为已经永远遗忘的世界好像附丽在最初的回忆上，从一份速冻牛排上（普鲁斯特自己是从小马德莱娜蛋糕）整个涌现。然后根据普鲁斯特，我将意识到，唯一真实的乐园是拥有假巴黎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