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与破：青年合租中的边界协商

立与破：青年合租中的边界协商

汪　明

来源 |《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

责任编辑 | 徐宗阳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解决工薪群体尤其是青年的住房问题事关民生，也是完善民生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巨大的租赁需求随之产生。在个体化日趋明显的当下（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阎云翔，2012），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与此同时，他们的住房需求也受到租赁市场、制度环境、居住空间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了解青年群体的租房需求与实践以及由此衍生的问题，能够为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众多大城市，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大多以合租的方式探索“家”的生活，他们是住房租赁市场的主力群体。然而，《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有91.4%的受访青年称自己受租房中遇到的问题困扰，这些问题包括房源信息不实、租房环境差、与合租者产生矛盾、被中介欺骗等（杜园春、王一帆，2019）。在日常生活与新闻事件中，合租过程中产生的人际矛盾也屡见不鲜。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的好奇，这些青年在合租过程中为何会产生不愉快甚至是矛盾冲突，进而影响他们的居住体验？在研究过程中，访谈对象不断向笔者提及“边界”的重要性。无论是彼此言明进而形成共识还是心照不宣，又或者边界形成后不断被突破乃至产生矛盾需要再次协商，“边界”无疑是他们在处理与合租室友关系时的重要依据，甚至直接影响了合租过程中室友关系的走向。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合租过程中被言明（或未被言明）的边界划分是如何实现的？边界的破裂又如何影响了合租室友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青年合租现象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展开，大量青年选择在大城市就业与居住，但并非所有青年都能获得自有住房，对缺乏家庭支持或者收入不理想的青年来说，租房是他们的首要选择。因此，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构成了我们理解青年合租现象的背景。但目前中国学界对青年合租的研究（管健，2003；刘敏，2001；张志祥，2002）相对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异性合租，研究开展的年代与当下相距较远且集中于现象描述，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合租中的人际互动也较少引起学者注意，而这种互动恰恰会对青年的居住体验和生活状态造成重要影响。青年的自主性和特异性决定了他们不同于其他群体，因此青年合租的互动过程值得进一步探析。换言之，现有的青年合租研究既没有点明青年在合租过程中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亦很少对合租现象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

相较而言，国外对青年合租的研究则较为丰富。在西方国家，合租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与朋友合租，另一种是与陌生人合租，即室友间相互不熟悉，不会相互分享休闲时间的居住方式。有研究围绕合租目的展开，指出合租是青年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具有性价比的居住选择，合租也是发达国家青年从与父母共同居住向个人独立居住的过渡阶段。同时，许多年轻人试图通过与室友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以减少孤独感，这是他们选择合租的重要原因（Kim et al.，2020）。在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合租者可以通过共享时间和空间来建立高质量的关系，而个人能通过私人的时间和空间来获得安全、控制和身份表达的价值（Clark et al.，2018）。在这种模式下，爱、信任和关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内部，共享住房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界限，促成了高度亲密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创造了一个达到准家庭质量（quasi-family quality）的家庭环境（Gorman-Murray，2015）。

近年来，合租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共享房间（shared room housing）乃至拼床合租（sharing beds）等现象开始出现。克拉克（Vicky Clark）等人对共享房间的研究表明，空间是划分合租关系的重要指标，其中卧室被认为是私人领域（仅由个人或伴侣使用），而厨房、浴室、客厅和洗衣房等公共区域则是共享的（Clark et al.，2017）。这种基于空间的边界划分对室友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更深层次上，与不认识或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室友一起生活，不仅会导致合租者在情感上受到限制，也限制了他们对家庭的自主权（Nasreen & Ruming，2021）。

此外，还有研究围绕与合租室友的关系展开。相关学者指出，与陌生人合租具有获得新朋友的潜在优势。虽然在考虑合租时性别被认为不重要，但合租者仍倾向于选择具有相似背景的室友。与朋友同住虽然简化了大家彼此熟悉相知的过程，但同样存在风险。因为即使是朋友也有个人的隐私和边界，在合租环境下，这种边界很容易被打破，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居住时需要平衡“我”和“我们”的关系。与朋友同住对友谊构成了潜在威胁，而朋友之间很难就基本规则进行谈判与协商（Clark et al.，2017）。在本研究中笔者也关注合租中“朋友—室友”关系与陌生人关系分别引起的边界划定与重塑过程。此外，合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家务劳动常常成为矛盾的源头，对居住环境的清洁和整洁的不同期待常常导致冲突产生（Clark et al.，2018）。这提醒我们需要注重日常生活中极易引发冲突的细节，如空间的划分、家务劳动的分工等。

质言之，国外研究更为关注合租的动机和矛盾冲突。一方面，由于青年经济实力较弱，他们不得不选择合租作为自己过渡阶段的居住方式；另一方面，无论是与陌生人还是朋友合租，合租者在相处中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常由生活观念不合、家务劳动分工不均等因素导致。我们发现，虽然国外研究常常将“边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将边界的冲突视为人际矛盾爆发的原因，但并未对“边界”进行界定与分析，合租者对边界的划定和感知并未进入学者的视野。另外，西方社会对“边界”的定义与实践显然与中国社会存在差异，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中国青年的合租问题时，更不能想当然地挪用“边界”的概念来进行简单分析，而是应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细致地考察合租过程中“边界”的意涵及其生成与协商的过程。

（二）研究视角：“边界”概念的启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边界概念便被广泛运用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可，2023；Pachucki et al.，2007），“边界研究的兴趣已逐渐从早期对领土界线和政治体制分野的关注，转向把边界视为发散的社会文化实践，对边界过程获得了更多的理解”（Laine，2017：1531）。此外，边界研究也日益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跨边界行为和文化以及个人对边界的理解等议题（Laine，2017）。这给本研究带来了启发，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边界是什么，而且需要研究它们如何被感知、被理解、被体验和被利用的过程。

边界的概念在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对边界概念进行了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对理解人际互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边界/界限具有奇特的相互作用，边界的双方通过划定界限作用于对方，进而规定不能或者不想超出界限（齐美尔，2002：300）。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边界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或空间，反映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动态的距离化关系（何健、张凤翥，2022）。只有当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开始进行社会互动时，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界才会逐渐形成。齐美尔强调的是边界的空间意涵，他认为，如果说这种相互之间划定界限的普遍概念是源自空间的界限，那么空间的界限只不过是唯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限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齐美尔，2002：300）。换言之，空间的“边界性”这一特征具有社会互动和社会学意义，即界线不是一种具有种种社会学作用的空间的事实，而是一种形成空间形式的社会学的事实，可以说边界线的空间形态是一种社会学的功能（刘少杰主编，2020：44）。空间边界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形成了边界的社会学意涵。在这里，齐美尔隐含了“界限—空间（距离）—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这无疑为我们使用边界概念研究其他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界限—空间（距离）—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对我们理解合租现象具有启发。在合租关系中，由于大家分住在不同的空间，但又共用部分区域，那么边界的空间划分是显而易见的。空间边界的存在既划分了不同的生活区域，又在心理和情感上塑造了个体与个体、私人与公共互动的边界，强化了我、你、我们之间的区隔。同时，在日常互动中确认、跨越边界乃至引发冲突和矛盾进而再次协商边界的互动关系也时有发生。

其次，边界的划分又会影响社会互动。没有边界就不可能有关系，没有关系也不可能有边界，所有这些都处于关系世界中（Fitzi，2021：62），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约束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主体间的社会互动过程。齐美尔以朋友和邻居为例指出，“和邻居做朋友是件好事，但和朋友做邻居就危险了。友谊关系中的相近性几乎都包含着某种距离；空间上的疏远替代了用以维系持续接触所需要的内在距离的那些经常让人很尴尬和心烦的规则”（刘思达，2023）。换言之，理想边界的存在和设定使得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关注特定条件的发生情境，即不同的边界实则对应着不同的关系与互动。

但是，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日常生活的流变中。齐美尔边界理论尚未谈及的内容是，在矛盾和冲突之后，已经确立的边界如何被打破和重建，而本研究关注的合租矛盾和冲突呈现了边界的划分和诠释方式，以及关系协商和再造的可能。如果说齐美尔的边界理论关注的是“理想的边界”，尤其是边界的互动和形成过程，那么本研究则进一步将视野延伸至“冲突的边界”，试图在冲突的视角下探讨边界的建立和再造，也就是“互动（冲突）—边界协商”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

合租的类型主要分为陌生人合租和熟人合租，熟人合租又分为同事、朋友或者恋人合租等。与恋人的合租通常称为同居，由于同居涉及的亲密关系与其他类型有别，且情感涉入和关系协商具有明显的“类家庭”特点，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因此本文关注的合租主要是陌生人合租以及熟人合租中的同事、朋友合租。此外，合租可以通过熟人网络、中介（包括O2O平台，以下称为“网络平台”）等方式实现，租户大多直接与房东（二房东）或公司签订租房合同，以上类型在本研究中均有涉及。

为了解青年合租过程中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首先，笔者对某网络小组“我们在租房生活”进行了六个月（2023年6月至12月）的网络民族志观察，通过分析网络用户的发帖和回复来研究他们的租房生活。此外，在2023年7月至11月，笔者对16名有合租经历的青年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信息详见表1），他们的合租时长从六个月到九年不等，合租经历少则一段、多则超过十段。访谈问题主要围绕租房过程中室友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日常支出的划分等问题展开。

本研究采用“主题式”的叙事分析方法来分析访谈材料（潘绥铭等，2023：381-385），即在每个主题之下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已向访谈对象说明本次研究的目的以及将使用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为了保护访谈对象和网络用户的隐私，本研究对人名等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四、划界：合租空间划分与规则建立

（一）空间边界的生成：合租中的“公—私”区域划分

如上文所述，在齐美尔看来，边界与空间密不可分，在合租中，边界的形成与物理空间的区域划分也紧密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中，合租中的私人空间通常指的是个人居住的房间，如果是上文提到的共享房间，那么私人空间主要指在房间内部个人专属的起居和活动空间。这一空间的划分有时是明晰的（如合同明确规定了个人的所属空间），但大多是模糊不清的，需要由生活在一起的合租者通过协商来确定。有趣的是，边界的协商并非仅通过语言来完成，更多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行动来达成共识。

27岁的昭海刚到城市工作，由于资金并不充裕，他选择跟陌生人合租，同一户内居住三人，大家各自居住在三个不同的房间，共同使用厨房、客厅和卫生间。谈及公共区域的使用，昭海表示大家都会在公共区域放置自己的物品，如电饭煲、干货等，但大家都会有意识地留一部分空间给其他的室友。例如，冰箱里的空间是每人一层，大家彼此划分清楚，不会占用他人的空间。而这种划分是日常实践达成的约定俗成，大家并没有彼此交流划分方式，但在日常相处中会将每个人的使用空间划分清楚。即使不是那种网络平台提供的、区域划分清晰的合租房，彼此熟悉的合租者也在践行相似的合租逻辑（在这种情况中，默契更容易达成），即私人空间属于自己，公共区域属于大家。

划分私人空间的重要界限是房门，正如齐美尔（1991：4）所言，“门”意指联系中的分离，其本质是“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内部和外界空间的分离”。房门形成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门内的空间属于个人空间，门外的空间属于公共区域。门的存在也阻挡了大家的相互沟通，有过九段合租经历的绍齐总结道，“各自的房间有一扇门，所以它本身就是阻碍成为朋友，或者是阻碍你们加强沟通的一个客观的因素”（访谈材料：绍齐）。

与昭海在合租过程中独享一个房间不同，慕青和梦琪是住在同一房间的合租者。由于实习期的工资较低，梦琪难以独自负担租房成本，她选择与自己的师姐慕青合租在一间房内。从一起合租开始，她们的空间就划分得很清楚。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访谈对象都谈到自身的边界感较强。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使个体对群体保持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个人也能够在人际互动中获得能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个体难以在现代都市秉持相似的生活逻辑，开始追求独立和自我，形成了较强的边界感。人们在互动中构建起分明的边界，也努力坚守自己的边界。如果说前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边界是人与人之间黏性的连接，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清晰分明的距离和边界成为“最优选”。因此，像梦琪这样自我边界感较强的青年在实际的合租生活中通常会非常在意室友间边界的建立与维护。

与个人独享一个房间不同，两个甚至更多的租客共享一个房间则没有明显的功能区和边界划分，因而不同的使用者需要对同一空间内部进行划分。这种划分不仅是外在的功能区分，也是内在的心理区隔，即建立属于自我不被打扰的个人空间。

对于公共区域的使用，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与朋友合租时大家会频繁共享公共区域，例如，大家会将客厅作为社交场所。大部分与陌生人合租的青年会尽量减少出现在公共区域的次数，以免遇到其他室友或打扰他人。由此可见，合租的空间边界清晰明确，而且合租者保持着互不打扰的相处原则。

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主导“公”“私”划界标准的是官府或公共权力，“官方的”是公共的，“民间的”则是私人的。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主导“公”“私”划界标准的则是家庭，家庭内是私人的，家庭外是公共的（黄俊杰、江宜桦编，2008：136-137）。对应到合租情境，“私”指向个人，而“公”则指向由所有租客组成的集体。公与私在合租过程中是基于空间边界的划分，如上文所述的房门或者明显的区域划分标志。即使“公”被认为属于所有个体，但合租者通常是陌生人，因此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不影响其他人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合租者会在公共区域放置个人物品，但不会频繁出现在公共区域。一旦出现影响其他租客的情况，那么其他人则会通过对话、回避或争吵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发现，无论是同处一个房间还是同住一套房子，空间的划分都是首要且必须的。通过确定“我”与“你”的空间边界，找寻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青年确定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第一步。由于空间形成了确定的、有形的边界，同时空间内部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成的力量在不断塑造边界（齐美尔，2002：298），因此随着合租时间的延长，确立观念的边界就成为维系关系的重要一步，这种边界体现在建立共同支出、家务分工规则等方面。

（二）观念的边界：规则的确立

合租家庭的支出划分是在合租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的规则。通过网络平台合租时，平台会将房租、水电气等费用划分清楚，用户只需要在软件上支付即可，与朋友合租则更加复杂。巧安、沛涵、筱云是大学时相识的朋友，毕业后她们选择一起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考虑到沛涵、巧安当时没有收入，筱云更多承担了合租后的开支。筱云对此并没有怨言，但她认为室友应该平摊费用和家务劳动，因为她们是朋友，所以一开始没有确立规则，之后就很难再确立了，规则的缺失给她们的相处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由此可见，朋友之间的合租常常会出现碍于情面而没有确立规则的情况，而一旦在合租开始阶段没有建立规则，之后再确立规则常常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家务劳动分工是最需要确立规则的领域。一些网络租房平台会提供每月两次的保洁服务，公共区域的卫生只要合租者稍微注意，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因此大家的家务分工主要是处理自己遗留的垃圾和污渍。同时，平台会在租客入住时提醒大家遵守“租客公约”，如不养宠物、室内公共区域不吸烟、空间使用要合理、23：00至7：00避免聚会等，但通过网络平台合租的租户大多是陌生人，大家彼此极少确立规则，通常都靠自觉。由于彼此是陌生人，因此如果有租客打扰其他租客的正常生活，一般情况下大家会直接表达不满并要求对方及时纠正。

在国外，室友间规则的确立则更加直接，通常会在入住时就订立明确的居住公约。在英国的正佑与来自其他三个国家的四位室友合租一栋房子。大家遵守一些比较普遍的规则，“比如说晚上11点以后就要减少噪音，两个星期轮流打扫一次卫生。这些规则算是口头的，然后相传下来，由于很早之前的租客就是这样，就传承下来了”（访谈资料：正佑），这些规则依赖大家的自觉遵守。此外，大家会以清单的形式确立具体的规则，正佑和室友们订立了一个家务清单，第一部分是一楼公共区域和厨房，第二部分是浴室和三楼公共区域，第三部分是垃圾的分类和处理。不同租客承担不同的任务，两周之后进行任务调换。这是每个租客必须“强制”遵守的规则，一旦有室友没有及时完成分派的任务，其他人则会立即提醒他。

齐美尔（2002：300）曾提出，“社会学的界限意味着一种奇特的相互作用。两个要素的任何一个都对对方发挥作用，因为它给对方划定界限，然而这种作用的内容正好是规定根本不想或者不能超出这条界限，即不对对方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划定边界的目的在于给对方设限，并希望对方不要超出划定的范围与界限。在合租过程中，这种关系体现为上文所述的空间划分和规则建立，通过“划界”限制各自的活动范围，从而使个人的生活得到保障。

陌生人关系与朋友关系的互动与情感交集程度不同，由于陌生人合租具有弱联结特征，因此确立规则相对容易，一旦有人违反相关规定或者影响他人生活，就会遭到指责并被要求及时改正。如杰奕所言，“大家都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会有过多交流，也没有太多熟悉的感觉”（访谈资料：杰奕）。而朋友关系的核心是希望朋友好，友爱存在于共同体中，因此必须在共同生活中实现（汪民安，2022）。朋友的合租杂糅与牵涉了更多复杂与暧昧的情感因素，无论是规则的建立还是遵守，都无法做到像陌生人那般“泾渭分明”。换言之，朋友通常会深度参与对方的生活，因而彼此无法确立清晰的合租边界，久而久之矛盾便难以避免。

综上所述，边界具有空间边界和互动边界的双重面向。边界“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西美尔，2002：512）。一方面，边界的存在划分了每位合租者的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合租者在私人空间内享有自主性，在公共空间内则需要维持秩序，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打扰。同时，这一空间边界也是心理边界的反映，是对个人隐私和个人独立性的维护。另一方面，合租过程中需要确立规则以维持租户间的相处之道，这一规则也可以视为维护边界的手段，通过划分租户为“集体”付出的清晰范围，区别“你”和“我”的劳动范围，进而实现边界的生产。

五、破界：合租冲突与关系协商

（一）边界的破裂：合租中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上文关注的是边界的生产，那么下文将通过一段合租关系破裂的例子，展现边界的突破对合租关系的影响。巧安、筱云和沛涵在2023年3月至6月租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2023年7月合约到期，梦琪加入合租，四人换到另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居住，其中巧安与梦琪住一个房间，筱云与沛涵住另一个房间。2023年7月底，巧安与其他室友发生矛盾后搬离。通过对以上四人的访谈，笔者发现大家对这场冲突的理解并不相同，呈现大家各自的描述有助于勾勒这场冲突的全貌。究其原因，大家对边界的界定与感知的不一致引发了室友之间的冲突。

从巧安的视角来看，大家基于朋友关系开始合租，彼此不会相互计较，有不满会直接表达，一起生活也提供了情感支持。她起初并不认为大家存在隔阂或矛盾，“大家就觉得聊得来，性格也合适，都有很久的朋友关系积淀了，然后也都是好相处的人，没有那么多事儿”（访谈资料：巧安）。但其实一开始三人合租的时候就已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巧安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玩，她只是想向室友介绍自己的朋友，以便大家能扩展交友圈。但沛涵却说，巧安邀请朋友来家里，却没有承担家务劳动，反而是自己承担了这些日常事务。同时，巧安频繁带不同的朋友回家干扰了筱云和沛涵的私人生活。

由于大家最初居住在一起时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朋友之间也很难重新建立规则，大家心有不满但没有明说。此外，家务分工不均也引发了她们的矛盾。例如，在扔垃圾的分工上，巧安认为厨房的使用者应该负责处理垃圾，而沛涵则认为垃圾是公共的，大家都需要处理，这也曾引发她们的争吵。虽然引发矛盾的都是这些日常琐事，但因为没有提前制定规则，大家在出现矛盾时处于失序状态。

不过当时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关系。巧安说道，“我就是这样两种策略，忍不了就说出来，不能说的那些我也就忍下来了”（访谈资料：巧安）。而筱云的不满则积压在心里，并没有表达出来。筱云认为，“住久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生活中的摩擦之类的。因为大家比较熟，所以没有在一开始去确立那种做室友的规矩或者怎么样，以致到最后会有一些混乱或者矛盾。但又因为大家很熟，所以就很难启齿”（访谈资料：筱云）。在遇到摩擦时，巧安坚持认为“就是因为大家是朋友，所以更要包容”（访谈资料：巧安）；而筱云的看法是，“从情感上来说，我们可以沟通怎么去解决，但是我不是很想要输出我的情感或者提供情感支持。我希望大家作为成年人，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可以一起沟通”（访谈资料：筱云）；沛涵认为，招待陌生人而造成额外家务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并对她和巧安的关系造成了隔阂（访谈资料：沛涵）。

换言之，从日常的劳动分工到关系的处理，三人之间的态度存在差别，甚至可以说，三方的边界并不一致。就巧安而言，大家基于朋友关系成为室友，相互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即使产生问题也要包容和忍耐；但对筱云和沛涵来说，虽然大家是朋友，但居住在一起就是室友，需要就事论事，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具体矛盾。

在梦琪加入合租后，四人的合租关系则更加微妙和复杂。一方面，梦琪和巧安的朋友关系一直处于“矛盾—和解”的循环，两人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略有差别，所以在合租前就有朋友担心她们俩共享一个房间会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梦琪具有较强的边界感，“就算是我跟她住同一个空间，但我希望我的东西和她的东西还是要分开一点，我不想我的桌子上面又堆了她的东西，我还是有一点那种边界感，还是会努力在那个共同的空间里去守护我自己的领地，就是我的桌子和我的床、床单、床垫之类的”（访谈资料：梦琪）。此外，梦琪对房间整洁度的要求较高，她时常不满意巧安的卫生状况，但又因不得不住在一个房间而选择忍耐。

四人正式合租半个月后，在一件琐事的催化下，大家纷纷表达长久来心中的积怨和不满，最后的结果是巧安搬离并与其他人合租，四人的合租关系正式宣告破裂。谈及此前的纷争，巧安与其他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她认为：

对她们来说，她们就觉得这只是一些公共事物的习惯问题，解决了就好了。但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伤的都是感情，包括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你直接就给别人下了一个定义，你不干活，你不按我的方式干活，所以我应该对你不好。完全就不会给我一个陈述的机会。聊完之后我感受到了她们的态度。她们不承认对我的伤害，她们觉得就是公共事务的问题，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解决就好了。（访谈资料：巧安）

而其他三人的看法则是大家首先过好各自的生活，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能够一起解决就一起解决。

正如上文引述的齐美尔的说法，和邻居做朋友是件好事，但和朋友做邻居就危险了。在此案例中，这一论述可以转换为和朋友做室友具有风险。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四人对室友的要求是不同的，巧安更需要的是情感支持，因为大家是从朋友变成室友的，朋友的边界和室友的边界是交融的，她模糊了室友和朋友的边界。而其他三人需要的是室友的边界，即使大家作为朋友生活在一起，要维持“家”的运转就不得不遵守某些规则和纪律。当两种不同的边界理念发生碰撞时，室友关系就会产生嫌隙甚至有破裂的可能。究其原因，友谊关系实则包含了距离，而空间的相近则缩短了这一距离，导致共同居住很难明确区分朋友和室友的差异，加之合租者对边界的感知和理解不一致，矛盾就此产生。

从笔者的访谈来看，无论是和朋友合租还是与陌生人合租，16位访谈对象或多或少都因为空间划分、卫生习惯或者作息时间等问题与室友发生矛盾。在某网络小组中，笔者经常看到用户发帖询问“室友总带朋友回来过夜怎么办？”或者发现“与合租室友的沟通效率奇差”“再也不想合租”之类的牢骚。一方面，这些内容确实反映了青年在合租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日常开支的划分、家务劳动的分配、与室友的互动相处等。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也同样揭示了合租过程中边界感较强的室友与边界感不强的室友之间的碰撞，因为大家的成长环境不同、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同，各自对合租过程中各种条件和事项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很容易在相处中引发各种问题。

与传统跨越物理边界引发的冲突（如入侵、战争等）不同，在合租过程中被突破的是心理边界和情感边界，具体表现为合租者预先划定了个人不愿被打扰的空间和不愿被打破的规则，以此开始合租生活，但不遂人愿的是，在合租过程中一旦有室友突破了原先的设定，就极易产生矛盾，从而影响彼此间的关系。无论是室友或朋友的摩擦碰撞，还是陌生人对室友边界的侵扰，其实都是边界划定不一致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就合租者而言，理想的室友关系是怎样的？通过深度访谈和对网络小组的观察，可以概括为表现出一定道德水准，互不打扰，并且有一定默契的陌生人同租关系。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朋友合租，实质都是室友关系，那么必然要遵循室友相处的规则。因此，多数合租者在合租前对这一关系的预期是，在保持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相互帮助和支持他人，共同分担合租生活中的琐事。无论生活的交集如何，互不打扰与侵犯是理想的相处之道。

然而，理想的合租模式很难出现，正如一位经历五段合租的网络用户所言，“每次合租我都期待培养锻炼出处理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但现实的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社恐加剧”（资料来源：网络用户小新）。生活的琐事、相互的摩擦、一味的容忍和迁就，终究换不来安稳和谐的生活，这个过程反而消耗了青年对合租生活的期许与设想。因此，理想的室友关系或边界界定落到现实层面的生活实践时，会面临琐碎而具体的边界确立、重塑和瓦解过程。

简言之，合租边界的冲突通常来自于日常琐事，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分工、关系处理等内容。由于青年对边界的划定不一致，一旦室友突破了原先设定的合租边界，就极易形成冲突，冲突是这些边界互动中矛盾激化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边界看似不言自明，或者被合租者认为是默契而没有加以言明，这就为矛盾的发生埋下了种子。如果合租时既是室友又是朋友，那么情况则更为复杂，边界破裂的风险也更大。

（二）边界的再造：关系协商的实践

如齐美尔（2002：309）所言，“住在同一所房屋里的居民，只能是要么关系友好，要么关系激对……空间上的远距离取代那些往往令人尴尬的和令人扫兴的措施，在不中断接触的情况下，要保持这种内心的距离，就得采取那类措施”。既然大家不得不“同在一个屋檐下”，空间上的远距离是无法达到的，只能做到保持内心和互动的相对远距离。同时，面对由侵扰边界带来的琐事纠纷，个人并非完全被动。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123-132）曾分析伴侣如何解决在家务劳动、工作和性别角色上潜在的冲突，他们发现人们减少冲突的策略包括回避（客观上降低冲突）、谈判（降低互为主观层面上的冲突）和压抑（主观上降低冲突）。

与之类似，合租过程中边界冲突的解决路径也有三条：一是尽量从对方生活中“退场”，避免成为室友，即“回避”（如译文、叶轩等都是因为与室友发生矛盾而搬离）；二是就某些问题相互沟通和谈判（如巧安、筱云和沛涵之间的相互沟通），但此类情形的效果取决于不同室友对问题的接纳和改正程度；三是时刻划分清楚，维持简单的室友关系，避免冲突发生，即“压抑”（如慕青在第二段合租经历中的“能忍则忍”）。

首先是“回避”。例如，慕青选择回避乃至拒绝与室友的生活关联，以此维持个人的生活边界。慕青先是与一位房东合租两室一厅，但由于洗衣机和阳台都在房东的房间，每次使用都需要进入房东的房间，那个房间又极度脏乱，令慕青感到不适。

跟她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尽量不要跟她产生交集。所以去她房间用洗衣机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因为我不想跟不愿意沟通的人沟通，却还要进入她的房间。我个人的边界感非常强，我又不希望随便闯入别人的房间。所以用洗衣机和阳台这件事情就变得不是很方便，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之后，房东把自己的家人接来短住，狭窄的空间内挤进了四个人，这也打扰了慕青的生活，于是她果断从出租房搬离。从慕青的故事中可以发现，房东打扰慕青的生活，慕青很难与她进行沟通，这是因为房东处于强势地位，而慕青处于弱势的租客地位。此外，她对房东极度不满意甚至不想与之沟通，于是她便选择离开。

其次是“谈判”。承接上文，当之前的室友关系破裂转而建立新的室友关系时，那么青年再次合租时如何重新试探、确立并协商边界？巧安在第三次合租时吸取了前两次合租的教训，选择与朋友的朋友合租。在看房之后，她试探了合租室友的生活习惯，“我其实很谨慎地跟她聊了很多生活习惯，包括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特点。提前有了解，然后也觉得接触下来她这个人很好，最后才确定合租”（访谈资料：巧安）。在进入合租生活后，她们三人选择了平摊日常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家用电器、食品和饮料等费用。大家也遵循公共决策，如会在共同的群里讨论想要购买的物品，在达成共识后才去购买。当巧安邀请朋友来家里玩时，合租室友提议大家可以一起吃饭，但巧安觉得按照以前的模式，可能还会给室友带来困扰，于是她跟室友们说：

以后我的朋友来，我就让他们直接进房间，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社交或者玩，不在公共空间出现，大家的朋友都能保持这样就好，不一定我的朋友来你们也要被迫社交。

由此可见，在经历上一次失败的合租后，巧安汲取了教训，在第三段合租中更加重视与室友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方面，大家平摊各项支出，能够避免因财务问题发生纠纷；另一方面，大家的社交活动保持独立，彼此不过多地进入对方的生活。换言之，巧安在此后的合租生活中与室友维持着单纯的室友关系，而不是试图与室友成为亲密的朋友。

最后是“压抑”。慕青的第二段合租是与同事一起，当时同事因为合租生活烦恼，慕青也处于寻找住房的阶段，于是两人决定合租。由于两人在工作中的交集并不多，慕青对同事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也不了解，这给合租生活埋下了隐患。“她就想要跟我搞好关系，天天拉着我讲话，讲的话永远都是抱怨这个人或抱怨那个人，把我当成一个情绪垃圾桶。各种抱怨，骂天骂地骂领导这种，还一直在骂她的家庭生活……从她的话语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我就觉得我更加不能认同她的价值观”（访谈资料：慕青）。但两人又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见面难以避免，慕青便选择尽量减少和她接触。

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不等她，不一起上班也不一起下班。只要我比她早回来，我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她偶尔加班，加班的话时间一错开，我只要一回家就把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什么机会说话，她如果要跟我说话的话我也不会开门，只是问她有什么事情。通过这些很拒绝的方式让她知道我没有什么沟通的意愿。（访谈材料：慕青）

由于同事的老公周末偶尔来住，夫妻经常因为琐事争吵，这也影响了慕青的个人生活。

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还是很少的，除非必要不会出去。我的房间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更加坚信了一点，就是不怎么想要跟别人合租。一般来说，如果她在客厅的话我会避免出去，如果她在房间的话我会比较自在地出去。我想要一居室，就是整个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不会再担心离开了房间会碰到谁。

面对这些打扰私人生活的情形，为了避免更大的矛盾和冲突，慕青选择“能忍则忍”。在租约到期后，慕青计划租住一居室以避免因合租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上述哪条路径，本质都是回归单纯的室友关系而非涉入过多情感的朋友或其他关系，像上文提及的融合了室友关系的朋友关系，相处时则具有更复杂的面向。为了简化个人的生活，也为了维持合租生活的边界，保持相对简单的室友关系有利于问题的协商和化解。换言之，在矛盾冲突后坚守清晰明确的边界是合租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也是“社会互动（冲突）—边界协商”的过程。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青年合租过程中的边界划分和协商过程，呈现了边界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合租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在边界确立方面，生活空间的划分是形成边界的基础。同时，合租者通过确立生活的规则来建立彼此的观念边界，被言明或未被言明的规则明确了家庭开支和家务劳动的范围，彼此的责任与义务也更加清晰。在边界协商方面，边界的冲突来自日常琐事，包括劳动分工、关系处理等。由于青年对边界的划定并不一致，一旦室友突破了原先设定的合租边界，就极易形成冲突，冲突是边界互动矛盾激化的结果。当冲突发生后，合租者会选择退出合租、重新建立规则或者保持纯粹的室友关系来维系共同生活，重新生成新的边界。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青年为何如此注重边界？这一问题构成这些合租故事发生的社会情境。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时常提及自己是具有“边界感”的人。齐美尔对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研究揭示了大都市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就当下大城市的青年而言同样如此。随着个体化的加剧以及网络时代产生的人际关系疏离，传统意义上的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在日渐弱化，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也出现变化。青年的社交需求开始表现为社交微需求与人际低欲望，喜欢边界感，拒绝社交黏稠（管健，2021）。青年拥有个人的边界也不侵犯他人的边界（王昕迪、胡鹏辉，2022），从而形成了人际关系的有序生态。在合租过程中，清晰的个人边界是室友和睦相处的基础，只有遵守被言明或未被言明但默契一致的规则，合租生活才能维持稳定。由此，合租者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划分边界或者在边界破裂时重塑关系。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作为生长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当代青年的生长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以往。快速的现代化弱化了传统社会的功能，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断亲”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胡小武、韩天泽，2022），以实现个人独立生活的理想。当代青年更加重视生活方式的个体化，这体现为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例如，家庭、邻里等的关系日趋弱化，也意味着社会认可的标准化人生（normal biography）、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2）。在此背景下，青年为自身提供规范或指导方针，认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无论是确立边界并维护边界还是协商沟通抑或放任自流，都是青年在合租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命题。

然而，这一边界感又与不同的关系形式相互交织。就陌生人合租而言，由于预先设定了一种“互不打扰”的关系，在面对室友对合租边界的侵犯时，具有较强边界感的青年可以选择回避或者逃离，而就“朋友—室友”关系而言，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合租关系更加复杂。即使朋友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与朋友却保持着相对的物理距离，朋友很难进入其生活的私密部分，但室友恰恰又处在私人生活中，这就决定了把朋友当室友会产生错位，引发一系列始料未及的矛盾与纷争。上述边界隐含着空间和社会互动的双重特点，在具体的生活中，边界又与多样化的关系形式发生碰撞，这要求合租者再度划分、厘清和协商边界，以回归“正常有序”的生活。

如果说划分边界是现代人建立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那么合租过程中的边界则借用空间边界再现了关系的划分。只有通过合租过程中的关系互动，合租者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边界应该划定在哪里，其他人能够逾越的界限在何处，那些自我坚守、不容侵犯的地方又是什么。虽然合租可以在满足人们对安全、爱和尊重的基本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有当合租中的问题和社会冲突得到有效解决时，这些益处才会显现（Kim et al.，2020）。

本研究从齐美尔的边界理论出发，试图扩展传统的边界研究。如果说齐美尔的边界理论是理想的边界“前”研究，具体体现为关注边界的互动过程，那么在本研究中，边界则表现为冲突的边界“后”研究。本研究对边界的协商、重塑再现了互动的边界，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在社会冲突的视角下着重探讨边界的建立与再造，也就是“空间—社会互动—边界协商”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突破了静止和固化的边界问题，在冲突论的视角下重新看待边界，同时也实现了在日常生活中对边界这一概念的在地化与具象化。

在经验层面，对合租的过程与冲突开展研究是互动研究在合租这一领域的具体化。关注互动过程能够将边界确立与协商这一过程通过鲜活的事例予以展现。在理论层面上，本文通过对合租过程中边界的研究，扩展了传统理论对边界的研究，即在社会冲突的情境下重新审视边界研究。此外，国内的合租研究相对欠缺，本研究试图丰富青年合租研究，通过研究青年合租过程中的边界划定与协商，为未来进一步理解青年的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新的思考和参考。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如研究对象的同质性较强，他们大多居住在一线城市，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因此，他们对“独立”与“自我”的要求也更高。在城市中，其他阶层的合租者是否面临边界划分与破裂的困扰，还有待此后的研究进一步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