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国际海洋法、海洋划界、维护海洋权益、海洋强国战略规划和国际环境条约等领域实务工作和研究。曾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国际海底管理局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多边谈判、中越海域划界和共同开发等双边谈判。
曾发表《大陆架划界国际实践总体回顾与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部分的主要内容及其面临的问题》《当前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法》《重视统筹兼顾，做好海洋工作》等文章。
王宗来副会长
今年是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成立40周年，也是我们第一届国际法专业本科生毕业40周年。我非常荣幸见证了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的成立，非常荣幸亲历了北大国际法教学研究复兴的历程。
谈到79级国际法本科，我个人一直认为首先要感谢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重要会议上，第三次获得“解放”不久的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到“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这个时代背景和45年来的巨变充分证明，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彼此密切关联且影响深远。
在这篇石破天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几个月——1979年9月10日，我来北大法律系报到，有幸成为79级国际法专业本科生的一员。
入学后见到的第一个国际法专业老前辈是王铁崖先生。他当时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那天，他老人家亲自来到我们宿舍区，在40楼东北面不远的一片空地上，和我们79级国际法专业的29名同学座谈。老人家当时已经66岁，但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我当时因为年少无知——对国际法毫无所知，他讲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依稀记得，他谈到学习国际法离不开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外语是一定要过关的，以及他有时还要去外交部帮忙。后来我了解到，正是这位尊敬的王铁崖先生，在国家百废待兴、自己还顶着“右派”帽子的情况下，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抓住邓小平同志“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这句话，提出要立即招收国际法专业本科生以弥补欠账。同时，他还携手本校魏敏教授和全国国际法学界同仁，启动了撰写《国际法》统编教材、成立中国国际法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国际法年刊》等工作，并着手筹建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年且古稀的王铁崖先生，就这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北大以及全国国际法教学研究全面恢复的进程。看着他那不知疲倦的身影，我们班同学送给他一个亲切而不失崇敬的绰号——“王老铁”。
在和王先生见面后，很快了解到，他当时到外交部帮忙，主要是担任中国政府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代表团的顾问。这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公约谈判，面临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迫切需要王铁崖先生这样资深的国际法专家参与其中。后来听外交部的前辈讲过这样一个花絮，有一次会议举行的时间较长，不知什么原因，现场口译没有了，这时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传来了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震惊会场，这位发言者就是王铁崖先生。王先生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负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文本（该公约须有联合国6种正式语文文本）的翻译校正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文本就是王铁崖先生等前辈逐字逐句翻译校正出来的。王先生结合亲身经历鼓励我们重视研究国际海洋法，这一点也对我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铁崖先生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直高度重视教学研究同国际法实践的密切结合。这主要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密不可分，他为此同外交部等实务部门联系很多，和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都非常熟悉。我1983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北大读研，应当是1986年毕业。但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天，王先生动员我到外交部条法司“帮忙兼实习”，说那里非常缺人。我就这样和外交部结下不解之缘。有意思的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国就是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会议，每每和王铁崖先生一道提及此事，他都非常高兴和自豪，说“你接了我的班啊”。
王先生确实教学有方。由于他的专业背景、丰富阅历和活动能力，他不时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资源，邀请国内国外很多“大咖”来给我们上课。印象比较深的外国国际法学者有亨金、沙赫特、郑彬等，国内权威专家有外交部法律顾问陈体强、李浩培等。
陈体强教授是王先生同乡，1930年代就在清华大学和王先生相识了。他以《国际法上的承认》一书享誉全球。文革中也和王先生一样吃了不少苦头，文革结束后干劲冲天，除了承担外交部许多条约法律工作，还和王先生一起牵头编辑出版《中国国际法年刊》。陈体强先生每次来校，都会密切结合时事作一些讲解，例如，他曾给我们介绍湖广铁路债券案的情况，指导我们了解掌握国家主权豁免的理论与实践。陈先生当时虽然在外交部工作，但在清华大学、外交学院等院校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总是能够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又密切结合具体实践，所以深受欢迎。
陈体强先生
李浩培先生
梁西先生和我们79级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和非同寻常的感情。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和他打交道不是从国际法开始，而是冬天晨跑。开学后不久，清晨6点，我们40楼4层宿舍就响起嘭嘭的敲门声，伴随着梁老师的湖南口音：走了走了！去五四操场跑步！我们当时大都十几岁，本来就贪睡，刚进大学又面临各种压力，所以早起是很艰难的事，但他就在门外不急不忙地等着我们。我们打着呵欠走出宿舍门，见到梁先生的装束是这样子的：穿着旧呢子中山装，戴着白线手套，脚上穿着普通球鞋。后来才知道他可比我们辛苦得多，他住在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到五四操场跑步，一来一回要比我们多跑好几倍的路，况且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现在想想都心疼。
梁西先生
前面提到王铁崖先生与海洋法的渊源。由于那段特定的历史背景，北大法律系好几位老先生都对海洋法特别关注。我的研究生导师邵津教授就写过多篇关于海洋法的文章，例如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性质、专属经济区的军事利用和争端解决程序等等。受到他的影响，我对海洋法格外关注，报考了他的研究生。邵津教授治学非常严谨，开的书单，让你读你就要真读、精读，一本都不能少，他要检查的。个人体会邵津教授的严谨是在细节上，而且许多时候都与实践密切相关。例如，他考察我学习情况时，会问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专属经济区”和拉美国家提出的“二百海里海洋权”是什么关系，不同在哪里？为此我只能怯怯地接受他老人家的批评。
邵津先生
赵理海先生
非常荣幸的是，毕业之后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还多次邀请邵津、赵理海两位教授出席一些专题研讨会，或到他们家中请教问题，继续得到他们的指教，他们两位也担任过中国政府推荐的国际组织机构要员。1996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第一次选举，赵理海先生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很荣幸承担了相关的竞选工作，选举时我也在现场。2006年，中国政府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保存者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程序的排除性声明，在准备过程中，我也得到了邵津教授的悉心指导。
（以上内容为王宗来副会长接受北大法学院采访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