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

文摘 2024-11-28 06:53 陕西

▲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格鲁吉亚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24年—1953年）

苏联的大清洗：

关键在哪里？

（节选一）

作者｜左凤荣

原载｜《炎黄春秋》

刊期｜2014年第6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4600字）

斯大林时期所搞的大清洗成为苏联历史永远的痛，也是苏共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关于大清洗大镇压的官方报告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是1988年12月25日苏共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提交的，该委员会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的，责任是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先是由索洛缅采夫领导，后来由雅科夫列夫领导。这项工作唤起了“对法制、秩序的社会需求和对宪法、法规的尊重，为成千上万清白的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消除了无根据的指控和嫌疑的重负”。

这份报告提供了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等警察机关而非执法机关执行的镇压数据，从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共制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的786098人被处极刑。报告称尚有1575958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重新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2130人。这两项数字加起来，受害者有5970364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全部，除了这些警察机关外，还有执法机构和领导者个人处理的案件，还有针对某些阶级和族群的清洗，如对所谓富农的消灭和对德意志人、车臣人等少数民族的惩罚。因此，不能把这个数字看成苏联大清洗的全部结果。从斯大林开始大转变，清洗和镇压就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相伴，统计的时间范畴不一样，数据也不同。

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很简要，不可能对苏联的清洗和镇压做出全景式的叙述。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值得重视的原则性问题：

一是镇压案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非执法和反宪法的机构做出的；

二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组织和实施了大规模的镇压，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这不仅具有道德和政治的性质，也具有法律和刑事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后来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但他们也曾是大清洗的拥护者，也曾决定别人的命运，如柯秀尔、叶若夫；

三是建议对大镇压的受害者和埋葬地进行纪念，警示后人；

四是恢复被驱逐出境人员的历史公正，主要指那些被驱逐出本共和国的人。

这是对赫鲁晓夫时期平反的继续，这一工作本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完成，但勃列日涅夫却悄悄搞重新斯大林化，停止了平反，社会也随之再次被“冻”起来了。到了1980年代中期，苏联已危机四伏，不得不进行改革，碰到的重大障碍是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清理苏共历史问题，目的在于向民众表明，苏共敢于面对错误和纠正失误，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想以此重振党的威信和民众对党的信心。苏共也想通过彻底清算历史，把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翻过去。

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苏共仍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时期清洗与镇压的规模太大了。

▉清洗和镇压贯穿斯大林统治的始终

1924年1月列宁去世，斯大林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时起领导作用的实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视托洛茨基为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党内斗争，迫使托洛茨基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之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相继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打垮。到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实际上已经稳固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可以决定苏联的内外政策了。

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斯大林的清洗与镇压就没有停止过。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利用这一事件加强了镇压，掀起了大清洗的高潮，到1939年，随着战争的临近而有所收敛，但并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消除外来影响，巩固斯大林体制，又开始了新一轮镇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的数字是：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清洗，其中76.5万人被处决。至今俄共一直只承认这个数字，但雅科夫列夫认为，“这都是虚假的数字”。他作为平反委员会主席和历史学者，掌握档案材料。2013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雅科夫列夫所写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详述了苏联的大清洗，他说：“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达到4100余万。”

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2004年3月24日莫斯科出版了电子版的《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其中收录了134万“牺牲者”的名字，据该名录的编辑者之一、“纪念国际协会”理事会主席罗津斯基说：这是历时10年工作的成果，许多人的名字并没有公布出来，最低估计，实际名单是这一名录人数的10倍。

大清洗是苏联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受害者的准确数据，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鉴于当时苏共领导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镇压方式涉及范围广，确实难以有精确的数字。斯大林时期的清洗与镇压，受害者的数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问题。

▉清洗与镇压的时间与目的

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动用法律手段制裁有粮食而不肯交给国家的农民，并以生产事故为由，对旧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因此，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并不能只算1937—1938年。

1928年春，针对旧知识分子搞了个“沙赫特案件”。这一案件不是指一个案件，而是指1923年以后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一系列事故。矿区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转，领导的外行等等，使矿区难免出现矿井被淹、发生爆炸等事故，这些都被算在了旧知识分子的账上，结果有11人被处死、38人被判刑。正常的生产事故被斯大林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偶然的生产事故被无限上纲，成为斯大林在国内进行镇压的开端。

镇压新经济政策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民，为农业全盘集体化造势。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0年2月2日发布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号令，在乡村地区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为此专门成立了行动小组。1930—1940年代有超过500万农户被作为富农消灭，财产被没收，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强行迁往本地或国家的偏远地区。斯大林曾亲自向丘吉尔承认，集体化涉及1000万人的命运。为配合集体化运动，大力进行反右倾，从1930—1933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揭露出党内存在的“塞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柳京反党集团”“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等，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解除公职、开除出党，或者被判刑。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这为斯大林提供了加强大清洗的借口。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向各级党组织发了一封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这封信成为大清洗的第一个总动员令，全国掀起了大清洗的第一个高潮，开始一场大逮捕。

在大清洗中，苏共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派别成为追查的主要对象，几乎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活动家、革命领袖成了叛国者。大批党政干部被害，包括侨居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其规模和程度令人发指。

在整个苏联时期总计产生过229位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其中非正常死亡57人（近四分之一）；被镇压和处死的有46人，占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1108人被捕和被枪决，占代表总数的56.36%。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和被枪决。十七大一届全会产生的15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1939年十八大时只剩下7人。

还有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与迫害。在卫国战争前，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世代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257.3356万人，其中120万日耳曼人、31.6万车臣人、16.5万鞑靼人、10万立陶宛人。许多人在迁移中或在新居住地死去。

整个民族都被当成敌人看待，集体受到惩罚，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成为后来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认为1939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基本上停下来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没有停下过镇压的机器，只是有时这个机器转得快，有时转得慢而已。

对卫国战争时期失利的将领、对被俘人员的亲属也存在大规模的镇压，“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即对994万名苏联军人判刑，其中157万名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实际上有15个师被斯大林政权处决了。一半以上的判决都是1941—1942年做出的。大部分被判刑者都是逃离俘虏营或者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174页）

战后，为了消除战争带来的西方的影响，斯大林又开始了新一轮镇压。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开始镇压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化界人士。1948年开始批判“世界主义”，反对犹太人，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52年又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又要开始大规模镇压，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等高官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陷入极度恐慌中。幸亏斯大林不久去世，解除了大家的恐惧。

斯大林搞的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与镇压，做了沙皇、希特勒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确实令人费解。有些学者用病态解释斯大林的行为，斯大林这么做确实与他爱报复、缺乏温情、多疑的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原因。

由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向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在党内和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很强。一方面，斯大林通过清洗和镇压来贯彻自己的政策，对“工业党”“农业党”“柳京集团”等的镇压，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清洗，就属此列；另一方面，斯大林通过镇压与清洗，把其“大跃进”式地搞经济，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的镇压还暗含一个不能明说的重要因素，即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斯大林实际上把劳改营当成榨取无偿劳动的工具。斯大林制定了很多严刑苛法，到集体农庄的田地里捡拾麦穗（斯大林亲自拟定法令，规定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或死刑）、偷筐土豆、上班迟到，都会被送到劳改营。

1930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劳改营管理局，10月改名为劳改营总管理局（ГУЛАГ，音译“古拉格”）。有大项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个劳改营，大量使用犯人的无偿劳动。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万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有2.5万人死亡，为了修建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1934年关押了20万人，为了修建贝阿大铁路关押了18万人。在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被关押的人数。“据官方资料统计，仅俄罗斯联邦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73.8万人被定罪。大规模的逮捕使得监狱和侦讯隔离所爆满：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拘押了80万人。”

据不同的统计资料，从1920年代末到1953年，有1700万到4000万人是从古拉格中出来的，其中有350万人同一时间被关押。劳改营和教养院生产了近一半的黄金、铬镍矿石，提供了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铂、木材，基建工作的五分之一是由犯人劳动者完成的，他们建成了一个个城市、运河、铁路。许多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死去了。

往期推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YxNTYyNw==&mid=2247517708&idx=1&sn=06a7993c0942abdc97039df7909be01d

先生来啦

先生来啦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