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是两年前回国在广州隔离时为纪念民国史编撰五十周年草就，原想有机会核实修改，因此未曾付梓。不料忙忙碌碌，匆匆两年过去，何时得闲亦不可知。日前见到多位研究近现代史/民国史的著名学者，聊起半世纪前故事，恍如隔世。而青年人听上去多有不解，或者有“隔”的感觉，也许确实已是隔世了。文中引用陈铁健先生文章，而陈先生去年遽然远行，令生者如我深感悲伤。记得2017年和陈先生在旅途中长谈，曾劝他写回忆录，无论他的个人经历还是近代史研究所之历史，都是十分值得记录的，然而陈先生最终没有落笔便弃我等仙去。个人所知与记忆固不足尽信，却往往有亲历者的温度，史家叙述，毕竟需要切近所记录的时代。一管所见，或可供后来史家考证，足矣）
一
中国自古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政者也以之为职责。早在1956年，编撰中华民国史就已经列入12年规划。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董必武、吴玉章也曾建议研究民国史。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出版规划，负责此事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王子野将这一任务交付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先父李新。
学部此前在1969年全员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7月才迁回北京。所长范文澜已经去世，掌握实权的是66军派来的军宣队，后来的所谓“三驾马车”刘大年、黎澍暨李新，都还在基本上“靠边站”的状态。军宣队当然写不了书，文革还在进行中，忽然要写中华民国史显得很突兀。刘大年对此没有兴趣，黎澍缺少主编通史的经验，只有先父立即认识到修民国史的重要性，主动请缨。
据手头照片可知，父亲曾于1971年下半年从干校回京探亲，翌年在干校结束之前于五月回到北京。王子野最初和他谈主编民国史的世界现在已不可考，但开始牵头，准备报告是1972年夏天。后面的情况如史学家陈铁健先生所言：“1972年8月8日，近代史研究所关于编纂《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的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转呈郭沫若院长、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刘将报告转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获准。9月9日，刘西尧将报告送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亦批示同意。至此，《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报批手续完备无误。”于是在整整半世纪前的1972年九月，成立了民国史组，由李新任组长。
学部在河南明港的干校撤销后，全体人员和家属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新的冲突与运动还在酝酿中，1972年是一个比较沉寂的年份。原先挨整的，现在总算能够喘口气；原先造反的，如今也消停了下来。大多数人都有点无事可做，记得邻楼一位来自南方，文质彬彬，相貌清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身材壮实出身好的北京太太大声吆喝下，天天忙着买菜做饭洗尿布。三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学者，虽已老去，依然风度翩翩。
在革命的年代研究反革命，是件敏感而且有风险的事。后来成为胡适研究权威学者的耿云志先生，是唯一健在并坚持至今的民国史研究组成立时成员。据他回忆，成立之初，不过是《沙家浜》里唱的那样“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然而先父看到了当时满腹才学的闲人很多，想做事的人也不少之现状，提出来去自由的原则广招人才。他又在民国史组内设置了大事记、人物志和专题资料三个小组，铺开了一个大摊子。不过一年功夫就招揽了四五十人。
二
父亲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17岁就在129运动中，被选为重庆学联主席，次年被川东师范（今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开除后加入共产党，并在1937年纠集同学朋友七人步行去延安。之后他从政多年，历任县委书记、中共北方局青委书记、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他曾经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此在1960年被评为三级教授。1962年他卸去一切职务，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主管编写《中国通史》。这些经历使他颇具领导力与组织能力，而且有主编集体撰写史书的经验。
在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时，父亲和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共同主编，在近代史所内八角亭（曾经是清末重臣荣祿会客之地）度过饥馑岁月，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史组成立后，他有心复制当年，先借调孙思白先生和彭明先生。孙思白先生时在山东大学，由此先单身来京，屡经波折历时数年后，方才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举家迁入北京。蔡尚思先生年事已高，无意北上；陈旭麓先生丧妻未久，独力照看五个孩子，也不能脱身。其治学路径因之去往不同方向，虽然个人遭际后来颇不顺利，也未能寿永，陈旭麓先生以晚年著作成为一代史学大家，至今影响深远。
干校岁月是很多人被从城市赶往农村，很多家妻离子散的时期。我家六口人当时就分別居住在四个地方，相对幸运的是母亲带我留在北京，守住了自己的家。学部更多人是被连根拔起，待从干校回到北京时，已无家可归。俞平伯先生就是如此，幸好他名气太大，总算给他安排了我家后面一处两居室。
我那几年辍学在家，又很少有人来，便在十岁上习惯了独处与读杂书并保持至今，同时也学会了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父亲回来后，家里突然热闹起来，虽然门前没有车马，但是经常有客人来。其中原委，我当时完全不明白。我想父亲自己当初也未预想到他出任民国史主编不仅是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更是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哪怕即使是临时性的，也可以给别人安排工作，在荒乱年代里多少改善一点处境。
由于当时户口进京极难，工作调动也不容易，因此户口与工作关系保留不变的所谓“借调”盛行一时。“借调”的好处是可以至少暂时脱离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与单位，如果家在外地，更可以藉此先进京然后徐图调动。
三
所谓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信任与爱护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父亲本性是那种乐天随和，爱摆龙门阵的川人，虽然经过各种斗争历练，待人仍然比较宽厚。父亲和上级关系因人而异，与外部平级有和有不和，但与本部门同事向来融洽，通达人情。此外家母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解放区，素具主见且有任侠之气，虽然退职在家，在文革中一直热心助人。
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每忆及先父，就会说起李新初次见面就直接安排当时还在北京师大附中任中学老师的他撰写中华民国史中的一章，全无“研究研究”、“考虑一下”的官腔。杨天石先生从此走上民国史研究之路，成就斐然。父亲素以王学庄先生为近代史所才子，爱之信之，所以当王学庄先生力荐时，便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
半个世纪以来，民国史渐成显学，造就多位优秀学人。纪念故人，回忆往事时，也多半着重于学人与学术成就，而早期的一些轶事与曲折很少再被提起。
民国史组成立后的若干年里，人来人往，流动性相当高。其中有返城归来的知青、一心向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尚未平反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形形色色。他们当中留下来的，后来多半成为著名学者。不过近代史所是清水衙门，无权无勇，能够真正调进来成为研究人员的并不多。记忆里父亲时不时为办理调动，四处奔走求人。多数人是在这里过渡一段时间离开，其中很多人在其他地方成名。我记得钟沛璋先生好不容易从外地回来，还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想进没能进来，不久转到朝阳区党校教课去了。
我曾在《春草忆王孙》回忆瞿同祖先生，父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瞿先生的学问并不了解，但他明白瞿先生是大学问家，感慨他的际遇，于是借调他进京，两年后办成正式调动。
如此民国史组，在文革后期实属另类，也就难免风雨飘摇，在1975年几遭灭顶之灾。当时三名文革前副部级“老干部”林修德（前侨委副主任）、刘仰峤（前高教部副部长）、宋一平（前对外文委副主任）被派到学部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后两位是父亲旧识，估计他正觉得松了一口气时，竟然传来政研室要求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解散民国史组的消息。详细经过在陈铁健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此处不赘述。由此折射出的人际关系与历史细节之复杂，是学史者应该留意的。
如此民国史组也改变了父亲后半生的路径，他多少也是同代人里的另类，四十多岁就倦于仕途，但直到因缘际会与民国史研究遭遇，才找到了心之所系。文革后，父亲先后辞谢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人民大学校长不就，还曾放弃高升中纪委的机会，想来都与民国史这一份名山事业有关吧。
我电脑上有一张照片，是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派代表团访美时在机场所摄。团长是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宦乡，副团长是上面提到的宋一平。团员有钱钟书、费孝通等，父亲也因主编民国史参加。当时俊彦，如今已成传说。
1979年春，中美建交后访美的第一个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左二宦乡，左四宋一平，右四费孝通，右三钱钟书，右二李新。
四
1972年于我难忘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却也和民国史组的成立有点关系。
近代史所有一个颇具珍藏的图书室，文革里无人问津，全所从干校回京后也继续锁着门。父亲就任民国史组长后，很容易就要来了钥匙，把不少书搬回家里。他自己借了哪些书我不记得，只记得他给我借了一套《全唐诗》，为母亲借了几十本民国著名杂志《东方》年度合订本。由于图书室当时无人管理，这些书没有办借阅手续，在家里放了好几年，陪伴我度过少年。我曾反复阅读，不知不觉间，那些诗句那些照片嵌入我的记忆深处，影响了生活的轨迹。没有人教我，我也不曾系统学习，只是读着读着就开始编诗选，开始模仿着写，断断续续写到今天。
《东方》的潜移默化也许影响更大，在一片蓝制服的年代，照片上的绅士淑女、二三十年代影星的视觉冲击尤其强烈，英格丽·褒曼直接构成了我最早对女性美的认知。几十年来一直爱看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也是拜这些合订本里的连载小说所赐。
应该是那一年，父亲曾带我去近代史所。那时我并不知道东厂胡同一号历史悠久，到近现代也曾经是荣祿府邸，胡适故居，只觉得房子看上去很老旧，父亲经常念叨的八角亭相当破败。
再去近代史所已经是2016年，是一栋在北京如今常见的灰色高楼，往日痕迹无处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