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国家航天局正式宣布，中国的“天问三号”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将从原定的2030年提前至2028年，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在美国的太空领域，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为激烈。
一些美国媒体与科学家坦言，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一任务，这将为全球太空探索历史带来新的里程碑——甚至可能被称为新世纪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个说法源自1957年冷战时期，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进入地球轨道，苏联在太空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令当时的美国深感震撼。
如今，当中国摆出新的火星采样计划日程，放出可能提前美国9年带回火星样本的消息时，美国同样震惊了！
众所周知，火星表面可能留下了亿万年间地质变化、气候变迁，甚至生命痕迹的记录，为了揭开这些谜团，按照中国“天问三号”任务安排，我国计划对“火壤”开展取样返回工作。
首先在2028年于海南文昌发射两枚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分别运送轨道器、返回器和着陆器、上升器的组合体，然后利用40天的火星轨道窗口期，分阶段实现任务的环节。
在成功着陆火星后，探测器将采集火星表面的样本并进行封装处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操作，将样本带回地球。
更重要的是，这次任务中国还非常“无私”，完全不是自己玩，而是叫上国际组织，在载荷共享、数据共享，以及后续的科学规划研究等方面一块推进。
这种既“迅速”又“无私”的玩法，令美国很焦虑！
按照美国“太空新闻”网最近的说法，中国有望在2031年完成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而NASA的计划则预期在2040年才有可能实现，NASA的任务进度也因此成为舆论的焦点。
NASA其实也不冤！原本NASA的火星样本返回任务（MSR）计划，从初步预算从44亿起美元，飙升至80亿，现在已经将近110亿美元，后续计划设计也相当复杂。
例如，第一步是由“毅力号”成功采集样本，然后欧洲航天局发射火星返回轨道器（ERO），并推出MAV着陆器与毅力号汇合。
之后着陆器机械臂从毅力号身上取出样本，把它们放入MAV，发射到火星轨道，ERO将在那里等着把样品再取出，然后带着它们返回地球。
这一系列操作如果按计划推进，确实有可实施性，不过美国本想遥遥领先中国，结果没想到中国起步晚但起点高。
2020年的天问一号任务一次性完成了就完成了对火星的“绕、落、巡”探测，并通过祝融号火星车实现了超过预期的科研成果，于是果断研究上马了“火星采样返回”计划。
而NASA的进展却不顺利，110亿美元快烧光了，成本还没办法覆盖所有任务需求，导致其进展陷入困境，不得不重新配备其火星采样的战略，时间也延后到了2040年。
今年10月，NASA不得不启动了新的火星样本返回任务方案的征集，希望能在年底前敲定出一个比原定方案更具效率的计划。
结果通过尝试与七家企业合作进行方案研究，却没有一家能够在既定期限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无疑让NASA倍感压力。
NASA的火星计划不顺利，中国方面却非常稳。中国在执行“天问三号”任务的同时，还计划之前进行“天问二号”任务，以确保技术执行的成功性。
“天问二号”将前往小行星2016 HO3进行采样，这一过程将为“天问三号”火星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验证和数据支撑。
很明显，中国的这种“稳中求进”的任务策略，与美国还没制定好的火星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局面引发了美国内部的复杂反应。NASA前火星项目主管坦言，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在时间表上走在了前面，这将对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压力。
火星研究所科学家对此表达了“苦乐参半”的心情，他一方面为人类获取火星样本而兴奋，又担忧美国的太空战略地位。
类似的观点在美国已经逐渐蔓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长久以来的火星探测项目始终走在全球前列，NASA的拖延不仅让美国在火星探索领域逐渐丧失领导地位，甚至会错失这个关键的历史机遇。
其实美国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一旦中国掌握了火星“火壤”采样返回技术，就预示着具备了返回能力，那么优化一下技术方案就将实施载人登火。
按照中国探月工程的效率，估计等不到2040年NASA登火采样，中国已经可以派人上火星直接开挖了。
回望人类航天发展历程，在全球火星探测的发展历程中，火星采样返回是目前最具挑战性的项目。
自1960年苏联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以来，已有七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累计进行了47次火星探测任务，然而，真正从火星采样带回地球的技术挑战依然艰巨。
美国尽管多次成功着陆火星，但在采样返回任务上的成本与技术瓶颈已经让其步履维艰。
2021年，毅力号火星车登陆火星时，美媒在报道中国的天问一号成就时，特别强调美国在火星着陆上的“领先”次数。
然而如今，面对中国加速的火星采样计划，美国在这个太空竞赛上的信心也受到严峻考验。
随着中国在时间表上的领先，这场火星采样的竞赛结局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