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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将军因此惹毛了蒋介石,被扣押在重庆。在软禁期间,张学良曾冒着巨大的风险,给周恩来总理写过2封密信: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
因“西安事变”结下深厚情谊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军攻占,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从此被“赶出了”东北。受此大辱的张学良,对自己先前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无比懊悔,一心想通过抗日,重新夺回东北。然而,张学良却发现,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态度并不坚定,反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军权,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策略。为了清扫自己在中国建立政权的“障碍”,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往陕北,要求他“围剿中央红军”。但当时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众将士,一门心思想抗日,不希望搞内斗,毕竟,抵御敌寇才是第一位的!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誓要将中央红军消灭掉才肯罢休,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好自己想办法推动抗日一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八一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一致抗敌,红军愿与国民党军携手抗战,共同救国。两个多月后,东北军107 师所属 619 团与红军作战,被打得溃不成军,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四个营长被俘。高福源被俘虏后,深受中共抗日立场的感染,主动申请回东北军劝说诸位将领合作抗日。4月9日,张学良前往延安,与周恩来见面会谈,双方一致认可“抗日反蒋”的方针。次月,张学良再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密谈了一夜。两次会谈下来,让张学良对周恩来非常欣赏,他更加坚信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10 月 22 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催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尽快出兵“剿灭”红军。
张学良当场提出,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并说明这是全体东北军将士的想法。杨虎城也表示,十七路军将士一心想抗日,将士们都对“剿共”有所抵触。但蒋介石心怀鬼胎,压根不听劝阻,再次要求二人执行命令,此后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准备出兵攻打红军。
11月初,绥远抗战爆发了,张杨二人心急如焚,再次请缨抗日,仍被蒋介石严词拒绝。眼看“文的”行不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来“武的”,对蒋介石实施“兵谏”!12月12日凌晨2点,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华清池将蒋介石扣押,一同被扣押的还有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几天后,周恩来抵达西安,住在张学良家里,与张、杨两位将军商量如何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的相关事宜,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2月25日,中共、张学良和杨虎城、蒋方代表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了三条主要共识:
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对日抗战,三是保证张、杨两位将军的人身安全。至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介石释放,并亲自送其回到南京。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再次背信弃义,趁机将张学良扣押在重庆,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张学良给周恩来的第一封密信
张学良出事后,东北军的群龙无首,面临着复杂危急的变局。1937年初,蒋介石派重兵向西安施压,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马上撤兵移防,否则就向西安开战。张学良虽然被扣押,但他已知晓东北军面临的危机,遂一再表示,希望东北军众将士以抗日大局为重,尽快撤兵移防。周恩来深感张学良之民族大义,也从抗日大局出发,赞成先撤兵,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
可是,东北军没有了张学良坐镇,内部早已乱成了一锅粥,针对撤兵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军中的高级将领是主和派,希望和平解决此事,以抗日大局为重。而中下级军官则是主战派,要求蒋介石释放统帅张学良后,才开始撤兵,如果蒋介石向西安出兵,那就决一死战!但当时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力量,远远不及蒋介石的部队。尤其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恐怕日后更加没有资本与蒋介石谈判,张学良被释放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此外,如果贸然开战,那无疑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最终的结果无非也就是中国自身的国防力量大大削弱!而此时,张学良被囚禁一事也在东北军中不断发酵,激起了东北军对统帅的爱戴。
将士们对蒋介石的卑鄙行为非常痛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狠劲儿:开战,把张帅救回来!这种情绪也逐渐感染了十七路军和社会大众,于是主战一方得到了更多的支持。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谈判,就东北军撤军一事达成了口头协议。但这天夜里,以应德田为首的主战派50余人义愤填膺,突然冲进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求红军方面答应与其一同作战。这些人将周恩来团团围住,逼迫周恩来做决定,并扬言如果红军不与他们一起作战,就与红军“破裂”。此事一直闹到了后半夜仍未解决。次日,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们,但主战派仍然群情激奋,坚持战斗。主和派的元老得知局势发展至此,也变得动摇,不再坚持撤兵移防。
就连杨虎城将军,也“失去理智”,主张如果蒋蒋介石不释放张学良,就绝不撤兵!东北军的主战派看到红军方面态度不明,竟扬言也要效仿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把张闻天、博古、叶剑英等送到了红军驻地三原,自己则留在西安继续协调各方面关系。1月29日,张学良得知西安的情况后,提笔写信,紧急送到西安,要求东北军:万不能斤斤计较个人问题,以免耽误大局。而就在当天晚上,东北军团长级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一致通过了“不释放张不撤兵”的决议。该决议产生后,红军方面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友军已决心开战。
红军若不打,更会刺激他们,进而导致“三位一体”破裂,甚至当时已经开始有传言,说中共红军“出卖朋友”。面对这样的压力,一些不了解西安局势的中央领导人,提议红军率先撤军,但遭到了周恩来的强烈反对。30日下午,周恩来紧急赶往三原县,与张闻天、彭德怀商议,建议撤销原定的红军不参战决定。多轮商议后的结果是:如果蒋介石向西安出兵,为了不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陷入对立,红军要与他们一道进行自卫战。达成一致后,他们连夜向延安方面申请,很快获得了毛泽东等人的同意。次日中午,周恩来返回西安,将红军誓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两支部队的相关领导。
本以为此事三方已经达成一致,算是圆满解决了,但周恩来却没想到,变故又发生了!原来,与周恩来同日抵达西安的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的到来,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张学良在去南京之前,曾以手谕命令部下,听从于学忠的指挥。而这个于学忠,对于蒋介石要求撤兵一事,态度又是主和的,并且他也已经与南京方面取得了联系。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天里,有几拨人同时在为这件事奔走商议,而且意见还不统一。为了更好地解决这次危机,31日当晚,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再次举行了最高会议。会上,于学忠发表的主和言论又得到了原先东北军主和派的支持,杨虎城也表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
短短半日时间,两友军这波忽然“变卦”的操作让周恩来有点担忧。红军原本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与你们一道作战。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并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可能还会发生严重问题。就这样,三方再次达成一致,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尽快前往潼关和谈,与南京方面签署撤兵协议。然而,会上这些东北军的主和将领们,并没有把周恩来的劝告当回事。果然,会议结果传出后,主战派的首领面对这突然骤变的局面,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2月2日,主战派将士为了宣泄心中怒火,将主和派的元老级人物王以哲杀害。紧接着,一群青年军官忽然闯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状,立马意识到出事了,这帮人是来“兵谏”的!周恩来愤然起身,大声斥责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出张副司令吗?...你们这样反而是害了他,你们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你们正在做着蒋介石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一群人被这振聋发聩的声音突然惊醒,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周恩来看他们冷静下来了,转而感慨道:“蒋介石杀了我们无数的红军战士,我的头就是从他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介石的仇恨不知道比你们要大多少!我们与张副司令也是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亚于你们...
...然而,日本人要灭亡中国,国家的根本利害要远远高于任何个人、团体、甚至阶级...青年军官终于被这番见识高远的话感动,他们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惭愧,纷纷跪下向周恩来请罪,这一风波算是平息了。不过,此时外面的局面仍然是混乱不堪,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他在军中颇有威望,此时突然被杀,军中势必会再次出现冲突!周恩来为了尽快控制事态,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不顾危险带着中共代表团前往王以哲家中吊唁。因为突逢丧事,王以哲的家人悲痛欲绝,灵堂也还没布置好。周恩来见状,亲自动手帮忙布置,之后郑重行礼默哀,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灵堂内死气沉沉,悲伤笼罩着整个府邸,而灵堂外却是风起云涌。当时正在渭南前线,负责阻击蒋介石部队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得知王以哲的死讯后,立即撤兵杀回了西安,准备讨伐凶手!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将领,此时才知道闯了大祸,慌作一团。为了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一方面痛批应德田等人的罪行,同时暗中把他们送了出去。另一方面,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去说服刘多荃,放下仇恨一致对外。最终,再多方人员的努力下,总算是维护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周恩来极力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驻进甘肃,不要远离红军,但他们却执意要改调到豫皖苏地区。
东北军和十七路一些官兵得知要改调豫皖苏的消息后,纷纷申请加入红军,不料周恩来却没有同意。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的时候,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规模...1937年2月17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到溪口拜见张学良,并汇报了东北军的有关情况。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和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嘱咐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此外,张学良还悄悄给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信,要求何柱国秘密将信交给周恩来。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缓解这次危局,尤其对东北军战士十分维护,弟深感欣慰。
张学良给周恩来的第二封密信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忘记这位“千古功臣”,一直惦记着还在被囚禁的张学良。于是,周恩来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要求,但蒋介石还是没有还二人自由。1946年4月,张学良被软禁在贵州,莫德惠(曾在张学良父亲手下任职)奉蒋介石命令前去探望张学良。两人见面后的第二日,张学良公开写了2封信,一封是给蒋介石的,一封是给自己旧部的。这次会面,张学良还私下写了一封信,是给周恩来的,因为莫德惠和周恩来也认识,张学良便委托他转交此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将信私下交给周恩来,信的大致意思如下:分别十年,十分想念,兄当有同感。现今日寇已驱出,实为大快人心之事!尔来兄又为国事奔走,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周恩来给张学良一封信
周恩来深知张学良是在怎样艰难的处境下,冒着怎样的风险写下了这封密信,于是他守口如瓶,对此事闭口不提。但他仍然时时刻刻记着张学良为民族大义所做的牺牲,于是周恩来多方奔走,发动多方力量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向来心思细腻,他在为张学良奔走的同时,亦担心会惹得蒋介石心生不满,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他时常嘱咐部下:有关张学良的一切言行、报道都要注意分寸,不要给张学良造成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更加关心张学良,常常通过中间人,私下关怀着张学良。1956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座谈会,谈到张学良先生时,他眼含热泪。他对与会人员说道:“张汉卿是个英雄,很豪爽...”1961年,周恩来也托人给台湾送去了一封信,上面只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张学良,他没有署名,寥寥数语足以看出他对于张学良的无限关怀。多年后,周恩来总理患病,他还是记挂着被囚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希望有朝一日,张学良能重获自由,再回大陆。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嘱咐:不要忘记远在台湾的老朋友!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看到张学良恢复自由,是他生前的一大遗憾!张学良后来得知周总理逝世,心中亦十分悲痛,然而他却远在台湾,无法前来吊唁。但张学良对于1936年与周总理相处的时光仍记忆犹新,时常感叹那短短几天的相处,竟让周总理如此记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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