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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5夜
1925年《京报副刊》刊出的一则征求“青年必读书”的启事。鲁迅为此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其中写道：“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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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之前，鲁迅曾在1919年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只是提问的是自己的好朋友许寿裳。许寿裳的孩子当时九岁，许写信问鲁迅有什么书适合自己9岁的孩子读。面对友人的请教，鲁迅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
鲁迅就没给点建设性意见吗？有的，鲁迅嘱咐许寿裳说，教育子女读书当以养成适应时代的思想为第一要事，不用过于纠结于文体。“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也就是说，鲁迅认为青年人读书并不为写美文，而是要有思辨的能力和精神。![]()
◉ 罗瘿公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前排左起第八人为鲁迅，后排左起第十一人为许寿裳这封信到此并没有结束，后边还鲁迅谈到不少有价值的话题：“起孟（周作人）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指的是周作人有翻译之志，然诸多困难，并无进展。
“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
·白话文和大学青年还有希望没？有的！点名表扬《新潮》，又点名表扬傅斯年和罗家伦：“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做事的年轻人们，终归还是有的，他们的声音，也在一点点被听见了。这时鲁迅紧跟了一句话耐人寻味：“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这一年，鲁迅创作了大量随感寄与钱玄同发表，还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傅斯年手稿《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该手稿写于《新潮》稿纸上，此文未完成亦未发表有一次在给钱玄同的信里，提到了悠悠我思有一篇短文，“是回骂上海什么报的，大约想登在《每周评论》上，因为该评论出的快，而《新青年》出的慢。”说到这鲁迅建议《新青年》也登一下这篇文章，理由是“庶几出而又出，传播更广，用副我辈大骂特骂之盛意”。由此可见，鲁迅此时对《新青年》、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大骂特骂就完事儿了！◉ 鲁迅（前排左）与许寿裳（前排右）等人在东京留学期间的合影·这一年，鲁迅的生活中还有一件大事，便是买了八道湾的宅子，举家搬来北京。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也提起此事：“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短短两行字，我们也不难读出，鲁迅与族人、与绍兴关系的尴尬。“故乡”，是回不去的故乡。如果鲁迅去做心理咨询，“卖掉绍兴的老宅”这件事一定会被咨询师放大展开聊。这件事不断出现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已经是鲁迅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1921年发表的《故乡》中，他说：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在1926年创作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他说：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也许在鲁迅的心里，远走他乡、多年北漂、辗转多地，都是他当下自然而然或者心甘情愿的选择。只有老房被卖这件事，是迫不得已的生活断舍离事件。他一定是有了一种“殉葬”体验，所以才在那么多文章中去写故乡——萧索的或神秘的，空旷的或自由的。最终，一件让人唏嘘的现实琐事被处理成了一个具有乌托邦气质的文学事件。或许心理咨询师会从这些文章里得出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鲁迅用创作来消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