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部以经济观察和探访体验为形式的纪实节目《万物经济学》在新媒体平台顺势推出，观众可跟随经济学家薛兆丰的视角在城市间穿梭漫游，透过平凡个体的故事，发现和解读日常现象背后有趣味、有思想、有温度的经济学命题。
“在创业中，创业者的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在《万物经济学》中如此点评阿甜和小豪当下的创业境况。作为一部以经济学为主视角的纪录片，《万物经济学》从个体出发，走进大众生活。薛兆丰以观察和记录者的身份，以理性经济学的视角试图帮助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从繁复的困局中抽离，给予合理的发展建议。除了义乌直播创业外，《万物经济学》还将探讨北京人工智能、横店短剧风口、大理数字游民、东莞潮玩经济，既有年轻人向往诗和远方的自由，又有当下AI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冲击与机遇、更有“追梦演艺圈”的横漂百态。
事实上，随着当下越来越多普通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经济环境唇齿相依，“经济学”也成为一门日益下沉的学问，各界人士都开始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并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武装生活。如此应运而生的《万物经济学》，我们该如何定义它？薛兆丰坦言，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继续打破大众对经济学的刻板印象：经济学不只是数学，不只是会计，不只有炒房、炒股的人需要关心，它与每个人的人生决策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在这部片子里能真正看懂什么是经济学，并把经济学理论投射到生活中。当然，我也不是说非要让大家用经济学去完成什么，你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就像各个行业都愿意如数家珍去讲述理论与成就，但我更关心学问所总结和理解的东西，有什么是能够带给你们去应用的。这是更重要的。”
而除了经济学，纪录片与更多学科领域的联动方兴未艾，契合当前民众诉求的智识传播也日益流行。通过由《万物经济学》生发的有关学科联动与智识传播的思考，或许能窥见“纪录片+XX学”的发展未来。
“纪录片+经济学”擦出何样火花？
纪录片可以称为是一种以感性形式促进人类理性到达的文本，以至于让“经济学”这一惯常被视为“冷硬”的学科，在纪录片的日常化叙事中变得通俗和充满人文关怀。《万物经济学》以关注日常生活、观照人生冷暖的选题视角把握时代脉搏。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作品选取的话题热门时兴,尤其直击青年人的痛点，不仅处于经济社会的风口，也关乎民众的生活与职业选择。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世界的规律的学问。经济现象背后的人和烟火人间成为《万物经济学》的观照主体，薛兆丰化身为探访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鲜活日常的商业世界，人的境遇、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人性张力、价值观念在这里交集。
一方面，节目以人文视角切入，放弃“高大上”的人物和叙事，聚焦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这些普通个体的性格和处境各异——他们或是野心勃勃却陷入迷茫的创业者，或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徘徊的创二代；或是正经历与AI抢夺饭碗的原画师，或是早早拥抱AI的艺术家；或是找到“数字游民”生财之道的年轻人，或是亲密关系与财务失衡的伴侣……但他们的困境与纠结却有着广泛的时代共鸣，观众从他们身上亦看见了自己，共情机制由此触发。
薛兆丰在片中不仅是观察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者，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互动，不仅激发了薛兆丰的思考，亦触发了他的情感和共鸣。
义乌本土创二代小傅，毕业后被安排在父母的传统外贸公司，但渴望打破传统的他想在跨境电商这一领域闯出天地，薛兆丰带他调研了几家创二代的创业模式，让他坚定了选择。终于在父亲的工厂，父子坦诚，老父亲一句“给你100万，亏完就回来”，让薛兆丰感慨，引申出“血脉既要永在，又不能变成压制”。
另一方面，薛兆丰也是位理性的建构主义者，以敏锐的观察和适度参与，剖解案例，总结经验，读解理论。节目叙事结合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化内容展开，让枯燥的经济学概念鲜活起来。
在《创业天堂的致富梦想——义乌》一节中，阿甜夫妇坚持“自然流”直播，相信数据与算法的力量，而经营“投流”直播的退伍军人有着自己的商业经。在具体的商业案例中，“自然流”“投流”等直播领域概念被轻巧介绍，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等诸多理论也得到传达。而那些以花字形式时常出现的“薛式箴言”，生发于对生活世界的提炼，成为影片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的缩影。
纪录片的智识传播何以可能？
《万物经济学》通过将经济学原理以生动的纪实视听形式展现，让理论落地，在具体场景中焕发新生，满足了观众智识获取诉求，体现了纪录片的智识传播潜力。
首先，观众对智识内容的诉求为智识传播提供了广阔舞台。
“娱乐至死”并不适用所有网民，互联网的内容获取也拥有“月亮与六便士”的迷思。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泛滥的时代，知识的获取轻而易举，甚至可以说当今互联网“遍地是知识”。然而，单纯的浅层知识已无法满足受众需要，许多人面临着“所知愈多，理解愈少”的困境。相较于局限于单一领域知识的单向灌输，智识传播指向认知观念与思维方式，更强调深层次的理解、批判性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而更具普遍性价值。
尤其对处于人生探索期的年轻人来说，与生发于现实的智识类内容的碰撞互动，既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增益，也是一种以求知和共鸣获取安全感的“代偿”。
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理论是枯燥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其知识、思维和观念对于民众又是必要的；经济学也是理解当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社会现象，揭秘背后运行、发展规律的密钥。增加智识，在经济震荡年景无疑对于青年或泛中等收入群体是一种提升自我、缓解焦虑的良药。
这也正是新媒体平台重点布局智识赛道的原因，而纪录片成为这一赛道上最为活泼的马儿。
其次，纪录片的文本特性，增加了智识传播的过程性、形象性和真实性。
前沿的学科理论往往复杂抽象，纪录片作为智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视听结合，形象生动，将形而上的理论概念，融合进以纪实为方法的过程性叙事和故事化表达中，以认知体验的“升维”实现对智识内容门槛的“降维”。通过《万物经济学》，观众可以在“中国潮玩之都”东莞邂逅创业者、收藏家、经营者、设计师，听他们全方位解析潮玩制造业的未来；也得以穿过创业之城义乌的繁忙幕后，直面直播热潮背后的不易。
探访式的框架也增强了观众代入感，饱含求知欲的观众能够获得更具参与感的智识获取体验，纪录片转化为智识传播的“翻转课堂”。
“纪录片+XX学”的跨界想象空间几何？
如果我们再将视线拉长，会发现“纪录片+XX学”作为一种类型模式和创作方法论正在成为可能，由此衍生出“纪录片+XX学”的新的产品和产业想象。
例如《超级巴斯德》《门捷列夫很忙》的“纪录片+化学”、《美术里的中国》《此画怎讲》的“纪录片+美术学”、《工在当代》《奇妙中国》的“纪录片+工程学”、《货币》《华尔街》的“纪录片+金融学”、《被数学选中的人》的“纪录片+数学”还有《我的牛顿教练》的“纪录片+物理+体育”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录片+XX学”正在用创新的话语和叙事方式，将枯燥深奥的学科原理融入日常化的纪实视听故事中，从而带领晦涩的学科理论从案头到街头，拓展智识市场的版图，为大众提供更具启发性、思辨性的智识内容，激发受众对于自身乃至世界的探索和思考。其呈现出的化合反应拓展了纪录片的观照视野，释放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
“纪录片+XX学”的整合运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IP为核心的产品价值链拓展实践。这类纪实视听与相关学科联动的智识传播产品，常常需要一个“灵魂人物”，这个人物自身就是IP，由此衍生的出版物、视听产品则形成互益互惠关系，彼此赋能。这些实践表明，在智识传播视域下，纪录片的学科联动不仅大有可为，也无疑会在未来诞生更多IP，包括系列的人和产品体系。
视频天下时代，年轻人的智识获取和视听消费心理和方式正在变化，纪录片的智识传播潜力无疑将进一步增强。“纪录片+XX学”的实践探索将有效连接深奥的学科知识与广大观众的日常生活，为公众带来更全面、深入的智识体验，培养他们自我思考的能力，涵化公民的综合素养，并以此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拓界。
把人的故事，放到经济学环境中去讲述
记者：做《万物经济学》的契机是什么？作为主理人，你具体参与到哪些具体工作中？
薛兆丰：契机就是我想再扩充经济学的应用。这些年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里、书本里、节目辩题里，都大量应用了经济学，但我觉得还不够。此次《万物经济学》不管我们选择哪个城市、哪些行业，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把“人”放到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去讲述。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首批选择的五个故事首先考虑的是，哪些事大家比较关心；然后，我喜欢找普通人。我不想找天天对媒体说很多话的人，因为他们把故事讲“圆”了，很多事也已经为人所知，这也导致我们前期花了很多工夫寻找现在片中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或许很普通，但他们愿意展现自己。
记者：这档节目和你之前做的节目相比，有哪些挑战？
薛兆丰：挑战是我要放慢我的节奏，不是坐下来就给你几条经济学定律。首先还是要好好地听他们的讲述，其次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每个人身处在怎样不同的约束条件里。他们为什么选择做这个？有时候你能选的，并不一定是他能选的。那在他们所在的环境里，你能做什么？所以在《万物经济学》里我不会轻易输出。
还有一个不同，以前我会让大家产生一个刻板印象，觉得这个人很犀利、没有感情。我自己也念过：“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经济学家”（笑）。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如果我没有感情，我是不会去关心人的故事的。
记者：从义乌创业、人工智能到微短剧，在你所遇到的这些行业当中，哪个和你预期不太一样？
薛兆丰：大理的“数字游民”。大理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很多人在那里追逐梦想。但当你真正去问在那里做“数字游民”的人：“你会跟其他想要来大理的人说什么？”他们通常第一句话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要有足够的储备，不然“浪漫”很快就过去了。
记者：以第一期为例，在义乌创业的人千千万，你为何会聚焦到这对小夫妻身上？他们有哪些特质？
薛兆丰：我们是在直播间里发现了他们。他们非常积极、向上，充满活力，愿意放弃大厂的高薪工作去义乌创业，非常敢于挑战。什么叫成本？不是说义乌的东西很便宜，你的成本就低，而是你放弃了过去那份工作，放弃了稳定收入来源，这才是你的成本。其实从前面的采访、了解，再到最后我们拍摄，每一期都要经历两个多星期。其中我们也遇到一些例子不够好、不够典型的，经过采访阶段后我们就舍弃了。纪录片其实是一个苦工作，你要寻找非常多的人物，每一次拍摄都是全天候的。到后面几站我都会再提前一天去开会讨论，但每一次拍摄还都会有些紧张，因为你总是遇见新的人，你会思考到底能不能和他们聊出东西。
《万物经济学》具有普适性，但不服务于娱乐性
记者：往往人文纪录片的表达是不受时代变迁、时间流逝的影响而“过时”的。但经济学与当下市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你看来，《万物经济学》与其他纪录片相较，是否与时代、市场，或者是“当下性”连接得更紧密？
薛兆丰：有变的，有不变的。比如直播行业、AI概念，确实是随着时代在变化的。你想想，这些年所谓的“风口”变得多快，从最早的大数据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直播从横屏到竖屏……风口一直在变化。但这其中重要的决策点与所权衡的要素、人纠结的东西，这些是长久不变的。经济学讲到最后，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问——你要什么？你想要的如何才能够得到？我们如何跟踪不变的人性，放到变化的环境当中，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些不变的事。
记者：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经济学是相对枯燥或严肃的。如今以田野调查这种记录形式呈现，是否也兼具了一定的娱乐性功能，以吸引观众看下去？
薛兆丰：我们没有娱乐的功能。我觉得观众只要看下去，会觉得这个节目是有意思的。很多人现在刷短视频都希望前零点几秒就能被吸引住，咱们不服务于这类观众。你需要看进去，看到后面就觉得是有故事的、有冲突的，跟自己的生活可以形成对照的，与经济学视角是贴合的。最后你会发现，船是造船的人造的吗？其实不是，船是大海造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迎合与不迎合受众这个问题，因为谁都做不到。但你说我不迎合吗？我挑的主题我认为是受众比较广的，必须是具有普适性的。
记者：你接下来在普及经济学方向上会有什么计划？
薛兆丰：《万物经济学》后我们要好好总结一下，看看要不要再做几季。这个事情本身是值得好好去做的。怎么才能做一个爆款？如果你去问做出爆款的，往往他会说从来没有想过做爆款。“想做爆款”的心态就是不对的。《万物经济学》播出后，首先我们要看看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些能够在既有资源上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写文章，写得越不好的文章，改得越少；写得越好的文章，改得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