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视角
2024·11·08
最低工资
特朗普是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反对者。当他在任时，一直认为最低工资政策应该由各州决定，以考虑地区经济差异。特朗普担心，更高的联邦最低工资可能导致裁员和增加小企业的压力。虽然一些州提高了最低工资，但联邦税率保持不变，为每小时 7.25 美元，特朗普专注于减税，最引人注目的是颁布了 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案，他当时表示，该法案将为公司提供更多资金，以创造高薪工作和经济增长。相反民主党则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对于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至关重要。
民主党的主张更符合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观点，即倡导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作为社会制度的原则，即大多数人可以拿到最低工资，那么提高最低工资将从整体上有助于大多数人。然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批评者认为，一项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应当从“最不利处境的群体”出发，在所有最坏的情况里选择最好的情况，以使最不利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该主张认为，最低工资提升将增加一部分人的收益，比如最低工资2000元提升到3000元，但也同时导致那些本可以通过2000元获得职场经历的人失去机会。换言之，劳动法不仅要关注已经就业的人，还需要关注那些尚未就业的以及努力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群。
笔者认为，最低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曾引发经济学领域的激烈争论，有支持最低工资促进就业的实证研究（如202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戴维卡德的研究），也有最低工资影响就业的逻辑推演，总体而言最低工资有助于建立底线公平，减少劳资交易谈判成本，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
工人保护和工会权利
特朗普政府对工人保护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减少联邦对劳工实践的监督。他任命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 任命的人经常做出有利于雇主的裁决，这使得工人更难组织和加入工会。这一立场与特朗普的亲商政策一致，后者支持企业灵活性并减少联邦干预。2024年4月，拜登政府推动NLRB制定了一项“共同雇主”规则，该规则要求母公司对其特许经营权和承包商的劳动违规行为负责。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将废除这一规则，因其在任时就曾废除奥巴马时代的联合雇主规则。相反，哈里斯是工会、集体谈判权的支持者。作为参议员，她是《保护组织权 （PRO） 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并一直认为工会对于保护工人的工资、福利和安全至关重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会力量呈现“走弱”的趋势，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利有助于维护劳资力量的平衡，但工会的过度干预往往产生制约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效果，毫无疑问特朗普的相关政策将继续虚弱工会的力量。
新业态和工人分类
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零工经济的增长，将其视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工人提供灵活性的来源。与此相一致，特朗普的劳工部提出了一些规则，使公司更容易将零工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使他们免于享受传统上提供给全职员工的福利。这种方法优先考虑企业自主权，旨在通过避免与员工福利相关的费用（如健康保险和带薪休假）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如果在中国，特朗普应当支持将滴滴、外卖员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然而，批评者认为，这损害了零工工人的权利，使他们没有足够的保护来抵御经常伴随着他们工作类型的反复无常。 民主党一直主张为零工经济工人提供更大的保护，如将零工工人重新归类为雇员，赋予他们享受福利和保护的资格，包括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如哈里斯曾推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制定第 5 号法案，该法案将零工工人重新定义为州法律下的雇员。
当下中国也面临新业态的立法难题，究竟是走“特朗普之路”还是“哈里斯之路”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至少应给予零工工人最低线的保障，如事故伤害保险，不低于小时最低工资的报酬等，但对于休假加班、解雇保护则应当谨慎扩大适用。
工作场所平等和反歧视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与前任奥巴马政府相比，实施工作场所平等的努力通常被视为不那么重要。尽管特朗普维持了一些现有的联邦反歧视法，但他的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时代的几项保护措施，包括对LGBTQ+ 工人的保护措施和联邦合同中防止性别歧视的保护措施，同时还反对根据 1964 年《民权法案》将雇员保护扩大到跨性别工人。简而言之，他的总体方法是减少联邦监督，将这些问题主要留给各州和私营部门来管理。哈里斯在她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是反歧视政策和平等工作场所权利的热心倡导者。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在保护 LGBTQ+ 权利方面采取了强硬立场，并反对工作场所歧视。在参议院，她支持《平等法案》（Equality Act），以扩大联邦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的保护。
就业歧视涉及劳动者的人格利益，会极大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自由”，中国近年来大幅度提高对就业歧视的关注力度，有必要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减少诸如“35岁”年龄歧视等不合理现象。
带薪休假和家庭福利
特朗普对带薪休假和家庭福利的态度总体上是支持的，尽管联邦授权有限。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提倡带薪家事假，特朗普为联邦雇员制定了一项适度的带薪休假计划：2019年，他签署了为联邦雇员提供12周带薪育儿假的立法，但他的政府并未推动涵盖私营部门雇员的更广泛政策。相比之下，哈里斯强烈主张扩大带薪休假和家庭福利。她支持为所有工人提供长达 12 周的带薪家事假和病假，资金来自工资缴款，并涵盖孩子的出生或收养、照顾生病的孩子、父母、配偶或家庭伴侣、从疾病中恢复或为退伍军人提供护理。她公开表示，全面的带薪休假是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和家庭福祉的现代经济的基础。
中国当下试图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以减缓人口下降。然而鼓励生育需要合理分担员工、企业和政府的责任，简单的“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并不能形成正向循环。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假期的整体法律结构，如制定低薪甚至无薪类假期，以更加合理的平衡企业和员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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