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基础教育质量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教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教研员少有关注。对于一批怀揣教育理想的教研员而言，他们既非高高在上的“上位者”，也非置身事外、无所作为的怠惰者。实际上，他们的工作与成长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和值得审视的困境。
有限的条件里，还能做些什么
在江苏省县级生物教研员彭逸看来，新时期的县区教研员理应做好整个县域内学科的发展规划、带领教师团队成长，为课堂转型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今年是她成为专职教研员的第7年，因为至今没有脱离一线，她能清楚地看到教师们的诸多现实需求。“很多老师反映，实施新高考后似乎不会教书了。虽然已经改革了好几年，但还是不知道该怎样把握教学重点，该将知识讲到什么程度。”如何在面对新形势时优化教学，怎样基于课程标准指导教师成长……对于彭逸来说，这些都应成为教研员的研究课题。然而，他们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只局限于完成上级布置的规定动作。“进校听评课、发现‘教学能手’，进行短时理论指导，让他们参与各类比赛，争取成为课堂教学名师。这些几乎就是县级教研活动的全部内容。要想开展文件上没有涉及的活动，必须层层申请，最终也未必能成功获批。”彭逸无奈地说道。
“更何况各种教研活动都要为高考提分让路。我们市级层面对县城的考核标准中，有一条是‘振兴县中’。原本这应该指的是全县中学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但实际情况是，县里会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至那所最可能培养出‘清北’学生的高中。而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大多认为县级教研员不但难以提供有价值的指导，还可能会干扰正常教学。”彭逸和同事们也很“识趣”地不在这所“超级大校”开展活动，最多在大型活动时作为主持人出现。
而在本地的其他普通高中，开展教研活动的难度更大，因为条件实在有限。彭逸以自己执教的生物学科为例：“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实验室，连显微镜都得问兄弟学校借。”她想过为老师们申请一个专项工作坊便于开展教研活动，也去咨询了相关部门，后来发现成功的可能性极低。除了经费原因，更重要的是，很多老师认为高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提升学生成绩，对教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她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彭逸很想带领团队做出些成绩，只是种种现实情况的掣肘时常令她感到难以如愿。“我希望上级能够给到我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为县区教研提供更多支持。”
直面现实，何以实现理想
不同于教师队伍的体系化建设，不少地区的教研员群体欠缺常态化的培训规划。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遇到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时，不少人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也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H省的市级教研员孙凡就是其中一例。
孙凡提到，相较于语数英这类“主科”，历史属于“小学科”，整个地市初、高中的历史教研工作都由他一人主要负责。若没有数年赴一线的教学视导经历，他也很难相信本区域内各所公立学校中，历史学科的教师团队竟有近半数人员缺乏专业背景。在与乡镇初中校长交流时，他常听到的言论是：“ 首先要有老师上课，维持好课堂秩序、避免安全事故，然后再考虑其他。”部分教师初入职场时，因师资统筹安排而被分配教授历史学科，一旦有机会重新选择，他们通常会转回本专业的科目教学，因此对于本市历史学科而言，初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不高。与之相比，高中阶段教师的稳定性相对较高，但除了各个县城中最好的那所学校，其他普通高中教师的专业性同样欠佳。在走访乡镇高中的过程中，孙凡发现，毕业于旅游管理、美术设计等专业的历史教师不在少数。他会在教研活动后加入教师交流群，在日常工作之余回应他们的诉求。很多教师期望获得的帮助，并非教法、学法上的指导，而是倾向于获取优秀教案、高质量的试卷等辅导材料。
针对非专业教师过多的情况，孙凡曾设立了一个专项课题，期望通过系统化的教研活动增强其专业素养。为了提升活动吸引力，他还利用教研员的身份“便利”，为参与活动的教师提供有助于职称评审的证书。但孙凡也明白，如果他们内心不积极追求自我成长，外界一切的帮助都是无力的。或是由于教研活动的非强制特质，或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参与其中的教师数量低于预期，课题研究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他向上级部门反馈了师资非专业性的问题，但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仅凭一个地方的教研或教育部门之力就能解决的难题。
孙凡回忆起国培时前往上海静安、北京海淀观摩过的教研活动：“他们每半个月会有一次全区性的教研活动，这时几乎区域内所有历史教师都会来参加。活动中有思考、有讨论，氛围那样热烈。我们也很想这样，但学不来。”
该如何改变现状？时至今日，孙凡还没找到答案。
教师的成长是最好奖赏
对沈晴而言，自己的成长与省级教研员黄隽的悉心指导密不可分。在一线执教时，她通过名师工作室加入了黄隽的团队，也自此开始了一段师徒情谊。“老师大半辈子都在做教研员，从北师大毕业之后，就走上了教研员岗位。从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如今临近退休的年纪，他始终奔走于教学一线，为教师们传道解惑。”
沈晴还记得第一次随老师去往一所村小的场景。清晨六时许，他们乘高铁启程，随后换乘大巴、中巴，最后搭乘三轮车，全程历经六七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那所只有4名教师的村小。而这次出行的原因是，其中一名教师在一次讲座中听到了老师“如何上出一节好课”的分享。回到学校后，这位教师基于自己的课堂实际，精心设计了课程内容，尝试性地给当时的主讲人黄隽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诚挚的邀请，希望黄隽能来到自己的学校听一堂课，进行现场指导。
“那天，老师和这位教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指导他如何更好地进行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并与校长深入交流，探讨在乡村推广特色科创项目的可能性。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场活动，但后来老师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沈晴说道。后来这位乡村教师通过县级、市级乃至省级比赛，一步步走入大众的视野，还建立了自己的名师工作室，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与蜕变，更带领着周边村小的教师一同研究、一同进步。
沈晴亲眼见证了一线教师们对黄隽的认可：“因为对学科深刻的见解、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极强的人格魅力，大家都无比尊重他，他所倡导的每一项改革，我们都会坚定地去探索。”有时沈晴会和老师开玩笑，问起：“您为什么不考虑去做校长或教育局局长呢？”毕竟，在很多外人看来，黄隽至今仍是一名普通的教研员，而前两者往往能收获更多荣誉。
此外，由于缺乏专门的激励和成长机制，教研员的职业发展甚至不如他们所服务的教师那般顺畅。沈晴说道：“老师至今没有正高级职称。一方面原因是，我们省教研员的编制大多是依附学校的，他的单位没有职称评审名额。另一方面，他确实不在乎这些荣誉，因此从没为自己争取过。对他来说，更大的幸福是能为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切实指导，助力他们的成长。”
黄隽对于荣誉的态度，也使沈晴的心态更为平和。其实，早在10年前她就符合获评高级职称的条件，但同样因为执教“小学科”，所在学校的名额也有限，因此至今仍是中级。沈晴一度有过愤懑与不甘，但如今觉得，最重要的或许并非那张高级职称证书，而是来自教育人由衷地认可。
两年前，沈晴通过选拔步入了教研员队伍。如今，她的理想是像老师那样，秉承公平公正的态度，努力托举每一个有意愿在教学中有所成就的教师。“至于自身，可能直到退休，我都只停在中级。不过，那也没有关系了。”沈晴如是说。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