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乎同一时间，首举义旗的“海辽”轮在大海上升起了新中国海轮船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海辽”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海轮。“海辽”轮起义给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航运事业发展的远航起点。但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还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曲折艰险故事。1948年4月，“海辽”轮行驶在中日航线，由上海装载食物和杂货运往日本，返程时再将日本侵略我国时期掠夺的、尚未动用的物资和因战争对我国进行赔偿的老式机械设备等物资运回国内。张慕忠（原“海辽”轮三副）：1948年，我从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毕业，经考试进入国营招商局，在“海辽”轮任职实习生，船长是方枕流。船当时一直跑日本，大阪、神户航线。因为刚刚抗战结束，在日本还有很多被日本人掠夺去准备拿去做枪炮子弹的铜板。我记得去了好几次，我们就把那些铜板、银元集中在驻日大使馆装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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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枕流 “海辽”轮船长
1948年10月，“海辽”轮从日本装载了一批物资返回上海。方枕流船长刚一回到家，便听人说到有一对夫妇曾来找过他。男的姓刘，是从厦门来的，让方枕流船长回到上海后立刻去找他，并留下了一个地址。方枕流船长看着纸条上熟悉的字体异常高兴，立马认出了字的主人是刘双恩，两人已有半年没见了。于是他立刻前往南市区，在一栋老式房子里见到了刘双恩。两人相互问好后，刘双恩告诉方枕流，他是从厦门到上海的，准备再转乘轮船去香港，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在香港组织航运公司为解放区运送物资。同时，还要在上海物色可靠的船长，见机起义。方枕流听到后，立即自荐，希望能够完成此次任务。临别前，刘双恩告诉方枕流，党组织希望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希望在“海辽”轮上第一个升起新中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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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船上后，方枕流船长开始秘密物色起义骨干。二副席凤仪刚调来“海辽”轮工作，在面谈中，方枕流船长了解到，抗战时期席凤仪曾在新四军东南行署后方医院工作过，是受过党的教育的。而报务员马骏平时就透露过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加之平时方枕流船长与两人谈话也很投机，这两人比较适合做工作。于是两人很快成为“海辽”轮起义核心成员。根据刘双恩的指示，方枕流带领起义核心成员在船上举办了“船员读书会”，方枕流船长自己给船员们开讲了第一课。读书会表面上是为船员补习文化，讲解技术业务，实际上是启发船员的认识，提高船员的觉悟。席振洲（原“海辽”轮大副席凤仪之子）：我父亲管着不少船员。他负责的部门，比如说水手啊，这里也有好多是拥护起义的。但也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更有个别反对的。他要把这些人的情况摸清，于是就搞了个读书班，教他们识字，跟他们聊天，甚至读读报纸。
1949年4月底，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贴出布告：国民政府将征用船舶，所有船员不准离船，违抗军令者，一律按军法处理。蒋介石在奉化召见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要求他在短期内，准备海轮30多艘、江轮12艘，用以运送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这意味着“海辽”轮随时会被征用，形势日趋紧张。方枕流船长一边拖延，一边焦急地等待刘双恩的指示。恰逢此时，刘双恩从香港来信通知方枕流船长：随船离沪，待机行动。5月19日，“海辽”轮装载着国民党工兵和军用建筑器材离开上海，驶往厦门。之后，又接招商局台北总管理处电令驶往台湾基隆港，在基隆港待命数日后，再驶往广州黄埔港。其间，“海辽”轮原报务主任刘东禹辞职离船回四川老家，方枕流船长遂提职报务员马骏为“海辽”轮报务主任。船停广州黄埔港期间，招商局广州分公司唐经理请方枕流船长去香港分公司代领台北总管理处新编印的密码本。方枕流船长立即答应，决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去香港寻找刘双恩，汇报“海辽”轮起义的准备工作。![]()
刘双恩 中共党员
到了香港领到新密码本后，方枕流船长即刻前往南国酒家打听刘双恩，无果。正当方枕流准备离开的时候，问询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赶了上来，请他在僻静处等候。片刻，刘双恩走了出来。原来，为了不暴露身份，此时的刘双恩已改名换姓。方枕流船长详细汇报了起义的想法以及“海辽”轮起义的准备情况。下午，两人再次见面，刘双恩传达了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同意方枕流起义的意见。临别时，刘双恩提醒方枕流做好隐蔽斗争工作，积极争取“海辽”轮上进步船员，壮大起义力量。回到广州后，“海辽”轮接到开航通知，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福州。此时，福州已经解放，“海辽”轮便将国民党军队转运到厦门后，返回台湾基隆港。此时，基隆港停满了停航的船舶，台湾国民党当局已经宣布禁令：没有办理出境手续的，一律不得离开台湾。“海辽”轮一时没有开航计划，有长期被滞留在台湾的危险。为了“海辽”轮早日开航离开基隆港，方枕流船长带着大副席凤仪去了招商局台北总管理处，请船务处处长王鹤吃饭。席间，方枕流船长请王鹤尽早安排任务开航。半个多月后，“海辽”轮终于等到了开航的消息，前往广州的黄埔港运送一批国民党兵到海南岛的榆林港。“海辽”轮驶抵香港后，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在方枕流船长的带领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各方面准备工作。此时，大副张事规产生了动摇，向方枕流提出离开“海辽”轮的想法。于是，方枕流去香港招商局找到总船长陈天骏，调张事规去远洋拖轮“济平”轮任船长，并推荐“海辽”轮二副席凤仪、三副鱼瑞麟、实习生张慕忠各提升一级。同时，以应付军差为由，请求更换电报设备、维修轮机、添加油和水等。等这些事办妥后，方枕流立即去找刘双恩，向他汇报了目前的形势：这次“海辽”轮从香港开出是难得的起义机会！刘双恩表示，“海辽”轮是第一艘起义船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要做好充分准备，确保起义成功。随后刘双恩决定向党组织汇报，并要求方枕流积极准备。回船后，方枕流赶忙召集席凤仪、马骏商谈起义准备工作，方枕流船长要求马骏抓紧时间与电讯科联系，调换收发报机，大副席凤仪检查救生艇的设备安全。同时要大家抓紧对船员的宣传工作，进一步了解船员思想状况。为宣传新思想，他们研究组织成立了伙食委员会，由各部门选举代表，进行民主管理，将过去的高、中、普三种船员标准合并为一种，实行伙食统一标准，经济公开。“海辽”轮从香港开出后，经由广州黄埔港，运送了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驶往海南岛榆林港。按照原来的军差计划，“海辽”轮将再由榆林港返航黄埔，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榆林港。“海辽”轮离开榆林港后向珠江口航行，途中，方枕流船长通知报务主任马骏给广州招商局发去电报，要求去香港装油装水，并在香港招商局快下班时，发去要求进港的电报。广州招商局复电同意“海辽”去香港。“海辽”轮在香港的油麻地抛锚后，方枕流船长召集席凤仪、马骏研究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根据船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骨干力量，以及当前形势的发展，核心小组成员一致决定：早日行动，争取成为起义回国的第一艘船！9月18日下午，刘双恩和方枕流在香港最后一次见面，两人对起义方案和措施再一次做了周密的检查。刘双恩告诉方枕流船长：已将“海辽”轮准备起义的情况通知了大连党组织的魏震东等同志，“海辽”轮可以伪装成“安东尼亚”轮航行。在驶近大连港的时候，要及时升起国际信号旗PRB，大连的党组织看到船名和信号旗，就会派人前来联系。
1948年4月，“海辽”轮行驶在中日航线，由上海装载食物和杂货运往日本，返程时再将日本侵略我国时期掠夺的、尚未动用的物资和因战争对我国进行赔偿的老式机械设备等物资运回国内。
9月19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供油船便靠上“海辽”轮，开始接管加油，“海辽”轮的开航令也已送到了船上。
张慕忠（原“海辽”轮三副）：“海辽”轮收到台湾的指派，要求前往汕头去装从大陆退下来的国民党兵，送到舟山去。
将近中午，船舶加油完毕，加油船驶离了“海辽”轮，方枕流船长随即下令：全体船员午后一律不准上岸，随时准备开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起义核心小组成员静静地等待着指令。方枕流船长走上驾驶台，与大副席凤仪、二副鱼瑞麟会意地点了点头。下午5点35分，在香港招商局已经下班的时候，方枕流船长下达了开航命令。舵工升起信号旗，机舱备车、准备就绪，起锚机启动，“海辽”轮缓缓驶离香港油麻地。晚上8点左右，“海辽”轮驶近鲤鱼门，借着夜幕的掩护，方枕流船长用手电筒光柱，胡乱地向信号台发送信号，快速驶进了茫茫大海。
当报务员于振坤准备按照离港常规手续，推上电源开关，和香港海岸电台联络时，马骏回到电报员室阻止了其行为并告诉于振坤，“海辽”轮将在海上起义，驶往解放区。
同一时间，方枕流船长命令二副鱼瑞麟到驾驶台值班，在船转向菲律宾海峡时即向他报告。随后方枕流船长通知轮机长张阿东来船长室，坦白告诉他“海辽”轮将开往解放区，要求轮机部保证船舶主机、辅机动力安全。在得到轮机长张阿东全力支持后，方枕流船长又通知大副席凤仪：除当班人员外，全体船员在会议室集中开会。会上，方枕流船长直接宣布：“海辽”轮不去汕头，决定起义！将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回到人民的怀抱。
随后，方枕流船长带领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向船员们介绍起义的行动计划，对船员们的疑虑一一作了解答，逐渐打消了船员的顾虑。
这时，“海辽”轮已行驶到转向菲律宾海峡的海面，二副向方枕流船长报告，并请示航行方向。此时，全体船员都安静了下来，方枕流船长眼望着茫茫大海，果断地下达命令：转向113度，按照原计划方向全速前进。“谁都休想把船开向汕头。万一起义失败，枪毙我方枕流一个人，由我一个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方枕流船长转身面朝大家，斩钉截铁地说道。船员们听了方枕流船长的话，情绪异常激动，赞成起义的船员纷纷响应，曾经犹豫不决的船员也表示拥护起义。会议结束后，船员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轮机长带领轮机部人员，在保证机器安全运转的前提下，全速前进。大副席凤仪接到方枕流船长的指令，带领水手长、水手们将“海辽”轮改装成英国马勒轮船公司的船舶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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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振洲（原“海辽”轮大副席凤仪之子）：给船舶换装是在航行途中进行的，准确地说是在正式起义绕过高雄，朝外海西太平洋航行的时候，大家利用夜晚开始给船舶重新涂装。我父亲用缆绳把木板绑在船舷外，木板上放着油漆桶，他带头坐在上面刷油漆。大家趁着晚上把船体外壳上所有招商局标志都迅速涂抹掉。
张慕忠（原“海辽”轮三副）：因为船舶有船舶的特征，前大桅、后大桅，两旁四个救生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船。针对这些，方船长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他把救生筏拆下丢掉。第一个直接丢到了海里，结果没有沉。方船长一想不对，一旦被人发现，就会让人知道船到了哪里。于是后来剩下的三个救生筏弄下来后，大家直接将救生筏丢进大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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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船员们的共同努力，起义的第一晚，天亮前终于完成了“海辽”轮的改装工作。20日，“海辽”轮给途经地汕头发去电报：主机故障，抛锚检修。21日，汕头招商局复电，告知在同安湾抛锚的注意事项。下午，“海辽”轮给汕头招商局复电：主机损坏不严重，正在大力抢修，修复后立即驶汕。为了稳住汕头招商局，不让他们产生怀疑，22日上午，“海辽”轮又向汕头发出电报：估计今天下午可修复试航。下午，在汕头招商局快下班的时候，又发去一份电报，声称：主机修复后，经试车两小时，仍不能航行，再继续检修。此时，“海辽”轮已在茫茫大海上行驶了三天四夜，到23日，香港和汕头招商局依然没有任何怀疑。“海辽”再次发出电报：海辽即将修复，自制一个零件后，即可续航。24日，“海辽”轮监听到香港招商局发给“蔡锷”轮的电报，得知香港招商局要求该船途经同安湾时，了解“海辽”轮主机损坏程度，检查是否需要派拖轮去拖。方枕流船长得到消息后，让报务主任马骏再给汕头发去电报：主机已修妥，明日抵港。电报发出之后，“海辽”轮不再与任何电台联系。25日下午，香港招商局与台北总管理处不断呼叫“海辽”轮，要求打开联络并报告船舶位置。26日上午，台北总管理处发出通电，要求各轮呼叫“海辽”轮，并注意“海辽”轮的动态和船位，发现“海辽”轮的踪迹，立刻向台北总管理处报告。
张慕忠（原“海辽”轮三副）：我们发的电报就是告诉香港、台湾公司，机舱有问题，过两天修好了又跑，跑了又不行了。就这么两三次之后呀，船已经到了大连了。
“海辽”轮与汕头、香港、台湾无线电周旋了6天7夜。此时，“海辽”轮已经通过太平洋驶进了日本海。27日晚，“海辽”轮到达南朝鲜海面。为了防备美国和南朝鲜海军的盘查，方枕流船长下令全船实行灯火管制。此刻，已是“海辽”轮起义成功的关键时刻，只要是今晚能够安全通过，明天天亮就可以看到大连港外海的岛屿了。成功驶抵大连 ![]()
28日凌晨1点，“海辽”轮顺利地通过“三八”线，径直驶向东北解放区大连港。28日清晨，“海辽”轮已驶入大连港外海，根据与香港地下党组织的约定，船员们对“海辽”轮进行了第二次改装，涂上“安东尼亚”轮船名，挂上了特定的PRB信号旗。方枕流船长在驾驶台里亲自指挥，驾驶着“海辽”轮离大连港越来越近……经历了8天9夜的艰险航行，“海辽”轮终于回到了人民怀抱。席振洲（原“海辽”轮大副席凤仪之子）：每当想起爸爸在党的领导下，在以方枕流船长为首的四人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大家浴血奋战，成功地让“海辽”轮回到人民的怀抱，总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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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船舶靠岸后，旅大党组织指派魏震东带领一批代表走上“海辽”轮，向全体起义船员表示祝贺并送上慰问品。随即船舶因手续问题开回大连港港界上抛锚等待，后于10月1日正式靠泊大连港。9月30日，旅大党委送来一面鲜红的、大家都从未见过的旗帜——五星红旗。张慕忠（原“海辽”轮三副）：我们进港这一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这让我们终生难忘！当天，我们全体船员站在船尾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后来才知道，我们基本上和北京的开国典礼升旗仪式是同一时间进行的。
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张慕忠老人异常激动，哽咽着，眼眶里闪烁着泪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同一时间，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们站在“海辽”轮的甲板上望向旗杆，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海辽”轮也成为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海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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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祝贺“海辽”轮起义成功，嘉勉全体船员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
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5分纸币上，印着一艘巨轮正是本文的主角——“海辽”号。“海辽号”是第一条起义的国民党的轮船，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不仅改写了新中国航运界和招商局的历史，也对犹豫中的“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正面影响。华润公司部分骨干如刘双恩等也参与了“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四十余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建国后，“海辽”号先后更名为“东方一号”、“和平八号”，一直航行到 1970年才退役拆解。至此，这艘见证了新中国航运事业起点的英雄船结束了她光荣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