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手记】“都是我的错”“我该怎么办”

前一阵，我听说卫生所来了位奇怪的犯人。他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像“羊癫疯”发病时的样子，区别在于没有口吐白沫。围观的人越多，他抽搐的越厉害。周围人怀疑他有“装病”的嫌疑，经过检查，医生发现这名罪犯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在病历上做了“癔症”的诊断结论，在挂了两瓶生理盐水之后，他就恢复正常了。

在房国（化名）恢复正常后，我也没有太在意。毕竟他只是偶然犯病，身体又很正常。可是，一天他所在监区的监区长找到我，说收到房国母亲寄来的信件，信中说母亲病情严重，大概时间不长了，监区想和我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助房国疏导一下情绪，避免他再次犯病。于是，我到监区准备找房国聊聊。

见到房国时，他正在参加服装设计的矫正项目。30多岁的人，精神状态看上去还可以，看起来也比较容易交流。我们在工作室里找了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开始了谈话。在我表明来意后，房国说内心压抑了很多东西，不知道跟谁说，也不知道怎么说。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父亲是在2018年去世的，好不容易一年挺过来了，现在母亲又生了重病。我觉得这些都跟我有关系。父亲在老家开了一个餐馆，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2018年9月的一天，天还没有完全亮，父亲就起来去买菜。走着走着，突然，一辆大货车从对面冲过来，一下子撞向了父亲。父亲当场身亡。如果我在家里，买菜就会自己去。父亲不去，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后，我又想起来一件事。2017年有一天，家门口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条小蛇。我赶它走，它却不动，后来我把它弄死了。父亲是属蛇的，把这条蛇弄死了，就意味着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来监狱会见，由于手续不全，当时未能相见。母亲回家后写了一封信，告知我这些情况。在收到这封信后，我真是又急又气。突然就觉得胸闷，喘不过气，躺在地上，四肢抽搐，没有了知觉。民警把我送到医务所，医生也没有检查出毛病。这种情况，在第二天又发生了两次，发作之后，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就是觉得关节很疼。

年前叔叔来接见时，告诉我，母亲得了癌症。我往家里打电话，母亲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以后出来了，妈妈不在身边，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房子已经买好了，以后好好过日子’等等。母亲得的是卵巢癌，本来打算到上海动手术的，但医生说动了手术要大出血，不能做。后来又听说转移到骨头上了。前一段在浙江化疗，她一个人在医院，也没有人照顾，很不方便，后来就回去了，如果我在外面，就能伺候她。后来又打电话，她说‘太难过了，真不行打一针就过去了’。听到她讲这些，我当时就哭了，我妈还以为我有一个月就出去了，我说是一年零一个月，她说快撑不住了。打完电话，我这个病又发作了，还被送到了外面的医院。”房国讲着讲着，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听着，也觉得很伤感。

对于母亲的病情，房国认为，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发达，母亲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应该想办法去看。他说自己会鼓励她去看病的，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他出去。

“假如病情继续发展会怎样？”鉴于房国母亲病情的严重性，对于最坏的打算，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心理准备。

房国说他不敢去想。过了一会儿，他说，想听听咨询师的建议。

我提醒房国，病情的发展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如果好转，自然是皆大欢喜；万一恶化，也要有心理准备。母亲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希望他在监狱里能过得好，以后能坚强地活下去。但如果过得不好，压力过大，反倒让母亲担心，这也不是母亲所希望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多给母亲写信，鼓励她积极地治疗。万一她承受不了痛苦，选择放弃，那也要支持她。房国对此表示认可。

我们一起回顾了房国既往病情的发作情况。房国说，一般都是压力很大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在2014年，家里刚养了一条小狗。房国担心小狗冷，就把它放进快递箱里，封了起来。他临时有事情要做，就走开了。等回到家里想起来时，他发现小狗已经死了。房国很愧疚，也很难过。当时就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有几分钟没有意识。由于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就清醒过来。

2017年在看守所时，有一次跟同监舍犯人争吵，他当时很生气，觉得受了很大委曲。然后就胸闷，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看守所医生给他吃了一片药，很苦，后来就醒了过来。

入监以后，两次发作都是在得知家庭发生变故之后。对于家庭给带来的这些磨难，房国说这是对自己的报应。同时，房国觉得，现在压力很大，生怕自己再次犯病，因为周围人会对自己议论纷纷，有人说自己是在装病。看来，病情本身也成为了房国的压力源。

在谈话中，我感到，房国将太多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将父亲的去世归结为自己的问题，如果不是自己打死小蛇、如果待在父亲身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母亲生病是太累了，如果自己在家里可以帮母亲分担、如果自己可以照顾母亲......病情也不至于会是这样。正是这些过重的心理负担，让他的内心充满内疚和自责。我和房国一起分析了他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病情，哪些是他的责任，自己可以控制的；哪些不是自己的责任，是意外和不能控制的。不承担过分的责任，有助于他不至于压力过大，进而导致重新发病。我们还一起探讨了压力过大时，可以采用的调节的方法。

房国的病情，在DSM-5中被称为转换障碍。这通常被看作是对精神压力的一种反应。这两年来，家庭变故很大。而他将这些责任都归结在自己身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加上监狱环境条件限制，疏泄压力的渠道有限，而他的心理素质又较为脆弱，压力会通过身体的异常生理活动表现出来。

在探讨房国责任感的复杂性时，我们不得不深入剖析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挣扎。房国的转变，不仅仅是外在环境变迁的反映，更是他内心深处对自我认知与价值重构的深刻体现。他的自责与愧疚，虽源自对家庭变故的无力感，却也折射出他对过往行为深刻反思后的觉醒。

在入狱之前，当家庭一切平稳时，房国并非这么有责任心。他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一年半，缓刑2年：一次在去快递点寄送物品时，他误拿了别人放在旁边的手机。当他发现手机里的支付宝账户不需要输入密码时，他分批转出了8万元，并由此获刑。后来，他又染上毒瘾，先后多次被治安拘留，还曾被送往戒毒所实施强制隔离戒毒。这次犯罪，则是房国从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租借小轿车，然后使用伪造的行驶证和车辆证明，谎称车辆是他本人所有，将车辆抵押给被害人，先后骗取了15万元。

然而，当家庭遭遇巨变，他身处囹圄，这种“理所当然”瞬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悔恨与自责。这种转变，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却也容易陷入一种极端的自我苛责之中。

面对责任的阴影，房国需要找到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忏悔，更是对未来生活的积极规划。我们引导他认识到，真正的责任感并非无限制地承担所有责任，而是要在理解自己能力边界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选择与行动。对于他无法改变的事实，如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病情的恶化，他应学会接受并放下，转而将精力集中在那些他能够影响和控制的事情上。

经过三个月的心理咨询，加上监区民警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房国慢慢地从困境中走出来了。现在，他已经通过电话和信件与母亲保持积极沟通，了解病情的发展，给予母亲安慰和鼓励。对于未来，他表示要通过良好的表现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用实际行动去弥补对家庭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