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母亲那灵巧的双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越是像剪纸、绣花、盘扣这样的细发活，越能展现出镂月裁云的灵巧劲儿。于是，我对母亲的大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次趁着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去赶集或赶海的机会，仔细端详过，看不出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由于常年的田间劳作，反而显得有点粗糙，但要做起手工活来，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十指舞动，行云流水，一针一线，一裁一剪，无物不活，经她的手做出的手工制品，称得上是精细、精美、精致，这在十里八村远近闻名。
母亲手巧最先是在剪纸上出名的。儿时就听大姨说，母亲从小悟性就高，心灵手巧，姥姥剪纸时，她就坐在跟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整天缠着姥姥要学剪纸，姥姥说：“你的小手现在还握不住剪刀。”母亲到了十六岁，姥姥开始正式教她，通常是姥姥剪一下，母亲跟着比划一下，反复几遍，她就学着姥姥的样子，将红纸左折右叠，开始独立剪纸。母亲手中的那把剪刀就像一个小精灵，一张一合，时快时慢，蚕食着红纸，随着大大小小的纸屑落在炕上，一个小窗花很快就完成了。母亲把自己的处女作和姥姥剪的窗花并排贴在窗户上，上下左右打量着，发现有瑕疵的地方，再不厌其烦地重剪一遍。
一年下来，母亲与姥姥的剪纸毫无二致，姥姥会的那些花样，母亲也都驾轻就熟了。可她仍不满足，空闲时间，拿着剪刀在报纸上不停地琢磨着比划着，创新出了神话故事、京剧脸谱、人物肖像、山水花鸟等精美绝伦的窗花，显露出超出她年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姥姥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审视着母亲的剪纸，笑得合不拢嘴，最后，把烟袋锅往炕沿上一磕，自豪地说：“这闺女随我！”
又听奶奶说过，母亲还没过门，媒婆就走东家串西家，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可劲地夸着母亲，几天功夫，全村人都知道了母亲这门手艺。认门那天，胶东有个风俗，准媳妇要当众擀面条，要是擀出来的面条又薄又细又长又匀，得到围观的大婶大娘们的一致认可，那巧媳妇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准婆婆脸上自然是喜上眉梢，那嘴如果没有耳朵挡着，准能咧到后脑勺。但到了母亲身上，这风俗就临时改了，街坊四邻让母亲剪窗花代替了擀面条。
炕上早就准备好了红纸和剪刀，房间里挤满了人，眼睛都盯着母亲手中的那把剪刀，屋内除了有人嘴里发出“咂咂咂”的惊叹声外，只剩下“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不一会儿，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窗花就完成了。
随着周围环境熟悉了，母亲也不拘谨了，渐入佳境，不仅剪纸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越剪难度越高，尺寸越大，图案越精美。眼疾手快的妇女欲先下手为强，被妇女主任拦住了，每家限领一张。两个小时后，仍有人在翘首以待，母亲只好从随身包袱里拿出以前积攒的精品，毫不吝啬地分给乡亲。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大饱眼福后，打心眼里佩服，纷纷拜母亲为师。到了冬闲时节，想学剪纸的人更多，家里的火炕已经坐不下了，正巧村长的老婆也酷爱剪纸，回家吹了枕边风，便把村里的办公室给“征用”了，母亲耐心细致地讲，手把手地教，让更多的人掌握了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
在母亲的影响和带动下，窗花愈发受到全村百姓的喜爱，已经深深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在新春佳节，平时村里谁家有结婚生子、老人过寿等喜事，都会提前找母亲剪些应景的窗花贴在窗户和门上，增添几分喜庆色彩。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每年的春节前，其他村庄只要与我家沾亲带故的，即便是舅姥爷的舅姥爷那一辈，都来索要窗花，母亲的名气就这样越来越大了，以致有小贩慕名而来，想买母亲的窗花再转手倒卖，理所当然地被母亲拒绝了。即便在那个囊中羞涩的年代，母亲也保持着对民间剪纸的纯粹热爱，拒绝庸俗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亵渎。正是这些看似廉价实则无价的窗花，点缀和陪伴着每个简陋寒酸的家庭，给那些生活拮据内心愁闷的人们带来了美感和欢乐，更带来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到了“文革”时期，驻村干部找到母亲，“以后别剪那些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多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母亲又开启了新的创作，一些毛主席头像和语录、斗私批修、战天斗地的红色经典剪纸应运而生，接着突击培训了多名又红又专的剪纸骨干，没过多久，每家窗户上的窗花就“旧貌换新颜”了。这一新颖的宣传形式被公社革委会树立了典型，母亲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这是她这一辈子获得的唯一的正式荣誉。
绣花，是六七十年代出口赚外汇的主打商品，是胶东地区传统副业，更是各村妇女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胶东妇女大都会刺绣，但能绣出精品却只有少数，母亲可谓是出类拔萃的好手，她熟练掌握了锁链绣、双针刺绣、结粒绣、镂空绣等多种高难针法。县商业局负责绣花出口的干部都熟知母亲，每当母亲交回绣花成品，他们必定铺在展台上，驻足赏评一番：“绣纹均匀，针线松紧适宜，图案立体感强”，更有代表性的绣花制品还被陈列在展室的橱窗里，供外商选样订货。有的外商不满足看样品，提出要现场观摩，县里就让母亲参加演示，他们被母亲那眼花缭乱的飞针走线惊得目瞪口呆，最后拿出一些糖果作为答谢。
我们姊妹几个没少跟着母亲沾光，享受着市面上鲜见的奶糖美味。商业局出于对母亲的信任，只要来了图案复杂、难度很高、布幅很宽的订单，都会派人直接送到家里，点名要母亲来做，母亲一般挑选两、三个“巧媳妇”协同完成。
一大块布料里，图案和绣纹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密集，费时费力，有的区域稀疏，几针便成，如何准确统计每个人的劳动量是个难题，母亲想出了锦囊妙计：数线头。县里配发的各种颜色的绣花线都是专用的，每股100根线，每人预领几十股，最后剔除剩下的根数，就是每个人的用线总数，多劳多得，公平合理。
那些绣纹复杂、图案要用高难针法刺绣的，母亲明知费时不出活，还是一定自己完成，确保质量，仍然按着用线根数计算报酬，从无怨言。同伴过意不去，分到现金后，这个留下两元、那个塞给五元，都被母亲挡了回去。村里有个媳妇听说母亲总能拿到大单，手工费也比其他订单高出很多，就想让母亲带着一起干，母亲知道她手头慢且手艺不精，但架不住几番央求，便答应下来。
几天过后，有人向母亲告状，“那个媳妇偷偷把每股线带进厕所，齐刷刷剪去一小段，每根线短了，使用的时间自然就快了。”母亲说：“早就发现了她的小把戏，别撕破脸皮，给她留点面子吧。”这一单交货后，母亲不再叫她了。那个媳妇心知肚明，前几年临终前，提出要见母亲一面，老泪纵横地说，“那件事让我羞愧了一辈子，多谢你帮我守住了这段丑事，要不然在村里真的抬不起头了。”
母亲的手巧，在盘扣上更是大显身手。盘扣，就是用裁剪衣服剩下的布头，手工缝制成细细的布条，再盘成圆圆的纽扣，缝在衣服上。当今只有在唐装、旗袍、练功服上才能见到，但在七十年代之前，比较常见，无论是对襟还是斜襟的衣服，大都使用盘扣。母亲的盘扣手艺那是了得，一是盘扣前，缝的布条饱满不瘪、粗细均匀，这是个细腻活，更是盘好扣子的关键一步。二是盘的时候总比别人多绕两下，个头略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下左右都对称，凹凸感强。尤其在唐装上，尽显端庄大气。三是盘的扣子坚实耐用，手感极佳，即使衣服穿破了，盘扣还是不松不散。四是母亲不仅对普通盘扣非常娴熟，还精通蝴蝶扣、蜻蜓扣、金鱼扣、梅花扣等多种花样的制作。对色调单一的布头，为了增加盘扣与衣服整体的色彩反差，里面嵌入了各种彩色丝线，独具匠心，美感倍增。
每到腊月，母亲就格外地忙碌，除了给全家人裁剪缝制衣服外，就是帮人家盘扣子。隔三差五都会有人送来布头，各种花色都有，母亲不识字，担心弄混了，就按各家的民宅位置编上序号，窗台上的那张纸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数字后面还画着符号，比如×代表蝴蝶扣，△代表梅花扣，只有母亲能够看懂，从没张冠李戴，母亲的聪慧可见一斑。对前来求助盘扣的，她都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这是母亲一贯的待人之道。
白天，母亲忙年，晚上，忙于盘扣，生怕耽误人家过年穿新衣服。有一年忙到腊月二十九，还有三家的盘扣没有做好，他们坐在炕边着急地等待，当座钟在晚上十点敲响时，最后一个盘扣终于做好了，母亲捶着腰送她们出门，回来后发现锅台上多了几块豆腐和一些花生，实在弄不清是谁送的，只好收下了，这是母亲替人盘扣唯一收下的一点礼物。
母亲的手巧远不止这些，在那个主食不足、副食匮乏的年代，她想方设法粗粮细做，让粗茶淡饭多了些花样，尽可能满足家人们的味蕾；母亲缝制的衣服，都是那么的可体，她看到商店里哪件衣服样式好看，拿过来看上几眼，用手比划两下，回家便能做出来了，足能以假乱真。
现在，母亲已到鲐背之年，我时常回到故乡陪伴老人，与她聊起曾经的辉煌，母亲不再含蓄内敛，脸上露出自豪和满足的笑容。而今我又重新端详着母亲那双饱经风霜的巧手，与儿时心怀好奇的端详，感受已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这双巧手，让精美的剪纸贴在众多人家的窗户上，给百姓枯燥单调的生活带来了喜庆和欢乐；让精细的绣花制品远销海外，向世界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让精致的盘扣在人们视觉里多了美感，延续着民族服装的传统韵味和国风特色；让童年舌尖上的味道，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情不自禁地吻了那布满老年斑的双手，这是我对母亲深情地爱，更是对那双巧手的无限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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